我表示同意地点点头。
“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吉伯尔小姐少年老成地说，“容易使年轻人误入歧途——噢，李维森医师，请不要笑话我引用格言；我说的是真的。事实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华科总有一天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他有一个叫哈顿先生的朋友，是证券公司的交易人员，而且‘操作’得很大——‘操作’是他们的行话，可是我的理解就是赌博——我常常怀疑，华科有和那位哈顿先生‘小玩一下’。”
“对于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来说，玩股票是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我这样说，完全是出自我对贫穷的体验和理解，是十分公正的。
“你说得太对了，”她同意道，“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赌徒却总是认为自己会赢。但是，你也不要因为我的话就把华科看做一个赌徒。前面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感谢你送我一程，希望你现在对霍比家族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今晚8点会准时到的。”
她带着诚恳的微笑和我握手道别。当我走到路口回过头去看一眼的时候，吉伯尔小姐正友善地对我颔首致意，然后才走进去。
“这么说来，你和这位女性谈得很愉快了。”宋戴克笑着说。
此刻我们正在吃晚餐。我刚刚将下午发生的事情对他作了个简单的报告。
“是的，”我坦然地说，“这里是我捕获的东西。”说着我把两本记事本放到桌子上，里面记载着下午所得的资料。
“我想，你一回来就开始写资料了，是不是？”宋戴克问，“趁你的记忆还清晰的时候？”
“和吉伯尔小姐分开五分钟后，我就坐在金斯登公园里开始回忆并记录下来。”
“好啊！”宋戴克开心地说，“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收获。”
宋戴克迅速地浏览了两个本子，然后又重复读了一两次，若有所思地踱起步来，最后面带满意的笑容将本子放回桌子上，说：
“将我们的资料总结一下：诺柏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平时喜欢研究一些古代和中世纪艺术；或许他是一个大言不惭的恶棍，但或者，他是一个遭人诽谤中伤的可怜人。
“华科·霍比则是一个生性狡黠，似乎爱说谎的人。在事业上精明能干，有时却又像一只烦躁不安的飞蛾，经常在梭马登街的财经烛火旁盘旋；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专业摄影师，精通于珂罗版的制作。李维森，你做得好极了！你看出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含义了吗？”
“我想我只看到了部分的含义，”我回答道，“但是至少我有了一些看法。”
“不要说出你的看法，把它留在心里，这样我才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如果真那样做的话，我倒感到很惊讶，”我回答道，“我不会因此对你产生好感的。我明白，你的想法和理论都仅仅属于你的当事人，而并非用来依次取悦你的朋友。”
宋戴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背，满怀诚意地对我说：“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你如此保留实在过意不去，但是你的想法是对的，我很高兴你是这么一个深明大义，又富同情心的人。我们开一瓶酒吧！祝我忠诚而又能干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感谢上帝！感谢比德！他就像一位诚心奉献的教士一样，为我们带来甜美的烤肉。我猜是牛排。”宋戴克闻了闻说，“这太符合一个万能的沙马什［①Shamash，亚述神话中的太阳神，正义的化身。］①——你应该知道这是巧合——或者是一个饥肠辘辘的法律医学专家。比德，你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牛排总是比别人的好？难道你特别订购了某个品种的牛吗？”
个子矮小的比德干燥的脸上流露出快乐的皱纹，他那布满线条的脸看起来倒像是一张交通地图。
“大概是因为别出心裁的烹调方法吧，先生。”他谦虚地说。
“煮之前，我要把它放进自制的酱料中捣一捣，但不能破坏筋肉的纤维；然后把小烤灯加热到六百度左右，再把牛排放到三脚架上。”
宋戴克突然大笑起来。
“就是用那个小烤灯啊！”他大声说，“嗯，没想到它所谓的‘做基础工具使用’就是用在这种基础上啦！不管怎么说，比德，开瓶酒吧；另外，请准备几张十乘八的底片，今晚有两位女土会带一份资料过来。”
“那么你会带她们上楼吗，先生？”比德突然紧张地问。
“是的，我想我必须带她们上去。”宋戴克肯定地说。
“那么我得先把实验室收拾一下。”比德说。
很显然，比德对男女双方的工作环境的不同要求很了解。
“刚才你说的，那个吉伯尔小姐很想知道我们对这起案子的看法？”酒足饭饱后的宋戴克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我已经尽我的记忆将我们两人的对话重复了一次。
“不得不承认，你的回答十分谨慎且圆熟，”宋戴克感叹道，“也的确要这样回答。我们绝不能自掀底牌，如果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我们的行动，那么就等于公告于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王牌，所以我们可以以此来安排我们的策略，总之就是不要让对方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药。”
“你怎么把警方说得像敌人一样，今天早上我也发现‘场内’的人把你也看成是对手，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他们的责任是将真凶找出来，而不是给某个特定的人定罪啊！”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宋戴克回答道，“但是实际上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当警方逮捕某个人以后，他们便会竭尽全力地为这个人定罪，即使这个人是无辜的，那也只是他自己的事，与警方无关，他只能自己证明。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系统，因为警方的绩效是以定罪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的，所以这使警方以定罪为中心任务，而且这种情形还与法定程序相互呼应。另一方面，律师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专业性的研讨或致力于追求真相，他们只是不择手段地制造一个特别的案例，并不在乎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这就使律师和技术证人之间产生分歧，彼此总是无法了解对方的观点。好了，不说这些了，已经7点半了，我想比德会把这屋子收拾一下的，好让我们的访客耳目一新。”
“我发现你并不怎么使用你的办公室？”我问道。
“是的，几乎不用，顶多从那里拿出一些存放很久的文件、文具。在办公室里聊天没什么意思，而且工作上往来的对象大多是熟识的律师或顾问，不必那么注重形式。”
此时寺院的钟正好敲了八下。宋戴克要求我去把外门打开，当我把门打开后，门外台阶上便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等待的两位访客，然后我便带着她们进入了屋中。
“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吉伯尔小姐少年老成地说，“容易使年轻人误入歧途——噢，李维森医师，请不要笑话我引用格言；我说的是真的。事实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华科总有一天会走上这样的道路。他有一个叫哈顿先生的朋友，是证券公司的交易人员，而且‘操作’得很大——‘操作’是他们的行话，可是我的理解就是赌博——我常常怀疑，华科有和那位哈顿先生‘小玩一下’。”
“对于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来说，玩股票是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我这样说，完全是出自我对贫穷的体验和理解，是十分公正的。
“你说得太对了，”她同意道，“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赌徒却总是认为自己会赢。但是，你也不要因为我的话就把华科看做一个赌徒。前面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感谢你送我一程，希望你现在对霍比家族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今晚8点会准时到的。”
她带着诚恳的微笑和我握手道别。当我走到路口回过头去看一眼的时候，吉伯尔小姐正友善地对我颔首致意，然后才走进去。
“这么说来，你和这位女性谈得很愉快了。”宋戴克笑着说。
此刻我们正在吃晚餐。我刚刚将下午发生的事情对他作了个简单的报告。
“是的，”我坦然地说，“这里是我捕获的东西。”说着我把两本记事本放到桌子上，里面记载着下午所得的资料。
“我想，你一回来就开始写资料了，是不是？”宋戴克问，“趁你的记忆还清晰的时候？”
“和吉伯尔小姐分开五分钟后，我就坐在金斯登公园里开始回忆并记录下来。”
“好啊！”宋戴克开心地说，“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收获。”
宋戴克迅速地浏览了两个本子，然后又重复读了一两次，若有所思地踱起步来，最后面带满意的笑容将本子放回桌子上，说：
“将我们的资料总结一下：诺柏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平时喜欢研究一些古代和中世纪艺术；或许他是一个大言不惭的恶棍，但或者，他是一个遭人诽谤中伤的可怜人。
“华科·霍比则是一个生性狡黠，似乎爱说谎的人。在事业上精明能干，有时却又像一只烦躁不安的飞蛾，经常在梭马登街的财经烛火旁盘旋；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专业摄影师，精通于珂罗版的制作。李维森，你做得好极了！你看出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含义了吗？”
“我想我只看到了部分的含义，”我回答道，“但是至少我有了一些看法。”
“不要说出你的看法，把它留在心里，这样我才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如果真那样做的话，我倒感到很惊讶，”我回答道，“我不会因此对你产生好感的。我明白，你的想法和理论都仅仅属于你的当事人，而并非用来依次取悦你的朋友。”
宋戴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背，满怀诚意地对我说：“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对你如此保留实在过意不去，但是你的想法是对的，我很高兴你是这么一个深明大义，又富同情心的人。我们开一瓶酒吧！祝我忠诚而又能干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哈！感谢上帝！感谢比德！他就像一位诚心奉献的教士一样，为我们带来甜美的烤肉。我猜是牛排。”宋戴克闻了闻说，“这太符合一个万能的沙马什［①Shamash，亚述神话中的太阳神，正义的化身。］①——你应该知道这是巧合——或者是一个饥肠辘辘的法律医学专家。比德，你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牛排总是比别人的好？难道你特别订购了某个品种的牛吗？”
个子矮小的比德干燥的脸上流露出快乐的皱纹，他那布满线条的脸看起来倒像是一张交通地图。
“大概是因为别出心裁的烹调方法吧，先生。”他谦虚地说。
“煮之前，我要把它放进自制的酱料中捣一捣，但不能破坏筋肉的纤维；然后把小烤灯加热到六百度左右，再把牛排放到三脚架上。”
宋戴克突然大笑起来。
“就是用那个小烤灯啊！”他大声说，“嗯，没想到它所谓的‘做基础工具使用’就是用在这种基础上啦！不管怎么说，比德，开瓶酒吧；另外，请准备几张十乘八的底片，今晚有两位女土会带一份资料过来。”
“那么你会带她们上楼吗，先生？”比德突然紧张地问。
“是的，我想我必须带她们上去。”宋戴克肯定地说。
“那么我得先把实验室收拾一下。”比德说。
很显然，比德对男女双方的工作环境的不同要求很了解。
“刚才你说的，那个吉伯尔小姐很想知道我们对这起案子的看法？”酒足饭饱后的宋戴克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我已经尽我的记忆将我们两人的对话重复了一次。
“不得不承认，你的回答十分谨慎且圆熟，”宋戴克感叹道，“也的确要这样回答。我们绝不能自掀底牌，如果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我们的行动，那么就等于公告于全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王牌，所以我们可以以此来安排我们的策略，总之就是不要让对方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药。”
“你怎么把警方说得像敌人一样，今天早上我也发现‘场内’的人把你也看成是对手，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他们的责任是将真凶找出来，而不是给某个特定的人定罪啊！”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宋戴克回答道，“但是实际上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当警方逮捕某个人以后，他们便会竭尽全力地为这个人定罪，即使这个人是无辜的，那也只是他自己的事，与警方无关，他只能自己证明。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系统，因为警方的绩效是以定罪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的，所以这使警方以定罪为中心任务，而且这种情形还与法定程序相互呼应。另一方面，律师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专业性的研讨或致力于追求真相，他们只是不择手段地制造一个特别的案例，并不在乎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这就使律师和技术证人之间产生分歧，彼此总是无法了解对方的观点。好了，不说这些了，已经7点半了，我想比德会把这屋子收拾一下的，好让我们的访客耳目一新。”
“我发现你并不怎么使用你的办公室？”我问道。
“是的，几乎不用，顶多从那里拿出一些存放很久的文件、文具。在办公室里聊天没什么意思，而且工作上往来的对象大多是熟识的律师或顾问，不必那么注重形式。”
此时寺院的钟正好敲了八下。宋戴克要求我去把外门打开，当我把门打开后，门外台阶上便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等待的两位访客，然后我便带着她们进入了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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