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启勋，土家族，1950年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县。历史学博士，专攻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曾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国学教研室主任、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北智库文化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覃教授师从徐中舒、阙勋吾、冯天瑜三位先生，是国内研究《史记》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第一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史记〉与日本文化》（16万字）曾获湖北省史学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其研究成果被多方引用。
本序为该论文之概要。
关于《史记》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在已接触的相关文献中，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一，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谈到：“司马迁之《史记》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尚不明白。”其二，野口定男先生在《读史记》中指出：“《史记》传至我国，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前者是提出问题，以疑存疑；后者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般说法，不能作为定论，且自公元600年至公元838年，日本共派出十二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将期间的238年作为《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显然不妥，但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甄别后发现，在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之前，日本没有中国的史学，只有中国的经学和佛学。从公元604年起，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研究《史记》的风气，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已对其进行了合理地吸收。可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尔后历朝《史记》续传日本的情况虽于史无载，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所著《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资料篇》散列的数目统计，该时期传入日本的《史记》及相关汉籍数量：凡260部、3012套、5047本。因此，日本江户时代，即我国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史记》所蕴涵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学义理直接适应了建立日本皇室统一政治、调整当时复杂的政治矛盾的需要，被圣德太子直接引入了《宪法十七条》。同时，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圣德太子首次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一词移植给了推古女王，此后，历代天皇成了人格化的神，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
此外，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推古以后的历代天皇都非常重视《史记》的阅读和研究。例如明治天皇就特别喜爱《史记》——明治十年，他在东京城的住所中，作为日课之一，凡逢二、七之日，专修《史记》，所用课本乃鹤牧版之《史记评林》。除此以外，日本朝廷培养“传生”专攻《史记》等“三史”，并将《史记》下赐府库，以供政府官员研究，使他们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刻义理，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
教育方面。《史记》传入日本后，在宫廷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圣德太子能够参考《史记》等儒家经典制定《宪法十七条》，与当时皇室将《史记》作为宫廷教科书密不可分。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据《拾芥抄》记载，吉备真备自唐回到日本后，不仅专设“三史柜”（“三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并招收学生专授“三史”。得益于此，日本很多官员不仅能够理解《史记》的深邃儒学义理，而且能够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
除了宫廷教育，《史记》在日本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到了近现代，也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据泷川君山（资言）博士《史记总论》记载：“维新之后，朝廷讲筵用《史记》，盖仍古例也。”池田四郎次郎先生也曾指出：“明治、昭和时代，从大学到中学，往往以《史记》为课本，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又如，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10月10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古典（古文、汉文）指导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收录了井上正先生所著《<史记>的指导》一文，该文指出：“如果论及汉文，《史记》是‘经子类’（思想教材）、‘诗文类’（文学类）最合适的。”也就是说，明治以后，日本的《史记》教育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渊源和皇室传统以外，更重要的需要借助儒学证明“天皇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史记》各个篇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当时培养人才具有指导意义。
史学和文学方面。《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记》的影响。比如：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
《史记》对日本的“记纪文学”，即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二者的体裁、文字符号（汉字）、叙事抒情风格，以及神话故事等方面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此外，“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以及日本汉诗也渗透着《史记》的种种影响。
《史记》体大思精，对日本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日本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据笔者在有限条件下的了解，就日本近现代而言，颇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一百多位。在研究《史记》的事业中，日本学者们展现了密切配合、扎实认真、勇于献身等可贵精神。
纵观日本学界研究《史记》的历史，可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据史料记载，著名僧人兼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年）所抄《史记桃源抄》，凡十九卷，系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塚本哲三著《对译史记》，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阅读方便，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诸多和译本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突出人物传记。例如，野口定男的《读<史记>》第一部分三篇学术论文为“总论”性质，第二、三部分凡论文十二篇，论述传记人物的有十一篇。日本学界之所以突出人物传记，是为了探求以大小人物为中心点辐射开来的纷繁历史现象之实质。
第三，长于资料的汇集。日本学者在汇集《史记》研究资料过程中所表现的韧性和毅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比如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共著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一书，规模宏大、体例专精、涉猎广博、收书殷富，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这不仅能拓宽日本《史记》研究深度的凿进和领域，也能促进我国《史记》研究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与日本同行开展学术交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覃教授师从徐中舒、阙勋吾、冯天瑜三位先生，是国内研究《史记》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第一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史记〉与日本文化》（16万字）曾获湖北省史学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其研究成果被多方引用。
本序为该论文之概要。
关于《史记》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在已接触的相关文献中，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一，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谈到：“司马迁之《史记》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尚不明白。”其二，野口定男先生在《读史记》中指出：“《史记》传至我国，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前者是提出问题，以疑存疑；后者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般说法，不能作为定论，且自公元600年至公元838年，日本共派出十二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将期间的238年作为《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显然不妥，但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甄别后发现，在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之前，日本没有中国的史学，只有中国的经学和佛学。从公元604年起，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研究《史记》的风气，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已对其进行了合理地吸收。可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尔后历朝《史记》续传日本的情况虽于史无载，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脩先生所著《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资料篇》散列的数目统计，该时期传入日本的《史记》及相关汉籍数量：凡260部、3012套、5047本。因此，日本江户时代，即我国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史记》所蕴涵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学义理直接适应了建立日本皇室统一政治、调整当时复杂的政治矛盾的需要，被圣德太子直接引入了《宪法十七条》。同时，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圣德太子首次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一词移植给了推古女王，此后，历代天皇成了人格化的神，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
此外，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推古以后的历代天皇都非常重视《史记》的阅读和研究。例如明治天皇就特别喜爱《史记》——明治十年，他在东京城的住所中，作为日课之一，凡逢二、七之日，专修《史记》，所用课本乃鹤牧版之《史记评林》。除此以外，日本朝廷培养“传生”专攻《史记》等“三史”，并将《史记》下赐府库，以供政府官员研究，使他们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刻义理，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
教育方面。《史记》传入日本后，在宫廷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圣德太子能够参考《史记》等儒家经典制定《宪法十七条》，与当时皇室将《史记》作为宫廷教科书密不可分。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据《拾芥抄》记载，吉备真备自唐回到日本后，不仅专设“三史柜”（“三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并招收学生专授“三史”。得益于此，日本很多官员不仅能够理解《史记》的深邃儒学义理，而且能够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
除了宫廷教育，《史记》在日本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到了近现代，也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据泷川君山（资言）博士《史记总论》记载：“维新之后，朝廷讲筵用《史记》，盖仍古例也。”池田四郎次郎先生也曾指出：“明治、昭和时代，从大学到中学，往往以《史记》为课本，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又如，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10月10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古典（古文、汉文）指导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收录了井上正先生所著《<史记>的指导》一文，该文指出：“如果论及汉文，《史记》是‘经子类’（思想教材）、‘诗文类’（文学类）最合适的。”也就是说，明治以后，日本的《史记》教育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渊源和皇室传统以外，更重要的需要借助儒学证明“天皇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史记》各个篇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当时培养人才具有指导意义。
史学和文学方面。《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记》的影响。比如：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
《史记》对日本的“记纪文学”，即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二者的体裁、文字符号（汉字）、叙事抒情风格，以及神话故事等方面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此外，“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以及日本汉诗也渗透着《史记》的种种影响。
《史记》体大思精，对日本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日本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据笔者在有限条件下的了解，就日本近现代而言，颇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一百多位。在研究《史记》的事业中，日本学者们展现了密切配合、扎实认真、勇于献身等可贵精神。
纵观日本学界研究《史记》的历史，可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据史料记载，著名僧人兼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年）所抄《史记桃源抄》，凡十九卷，系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塚本哲三著《对译史记》，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阅读方便，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诸多和译本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突出人物传记。例如，野口定男的《读<史记>》第一部分三篇学术论文为“总论”性质，第二、三部分凡论文十二篇，论述传记人物的有十一篇。日本学界之所以突出人物传记，是为了探求以大小人物为中心点辐射开来的纷繁历史现象之实质。
第三，长于资料的汇集。日本学者在汇集《史记》研究资料过程中所表现的韧性和毅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比如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共著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一书，规模宏大、体例专精、涉猎广博、收书殷富，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这不仅能拓宽日本《史记》研究深度的凿进和领域，也能促进我国《史记》研究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与日本同行开展学术交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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