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5日）
1979年10月15日上午，**会见了一个由作家、电影制作者、消费问题专家、科学幻想小说家、博物馆负责人、非洲问题专家等组成的英国代表团，并接受了电视采访。
英国其实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英国和中国开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升级为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与**密切相关。由于英国需要就**问题与中国对话，所以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也算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难得的外交接触。而这样的接触，也使英国国内的诸多人士，对这个神秘的东方之国充满了兴趣。这次访问团的团员们，就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控制人口增长、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等方面提出了问题。
**对这些客人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作为人类对自身起源和对世界的理解的信仰，自人类诞生就一直伴随。即便社会主义宣扬无神论，但要改变所有人的信仰，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对宗教的态度是信仰自由，即每个人都有信不信宗教的自由，信哪种宗教的自由，信哪个教派的自由，什么时候信的自由。但也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合法的原则，宗教与国家教育制度分离的原则、独立办教的原则。
但在“**”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破坏殆尽。当时的红卫兵强行禁止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更对宗教界人士和群众进行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甚至还把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当作宗教迷信来强行禁止，并打砸破坏宗教建筑、物品，甚至文物。这不仅对中国宗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伤害了不少宗教人士。
直到“**”结束后，这一错误的做法才得到纠正，中央领导再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将宗教信仰自由再次以政策的方式固定下来的，是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政策》。该文件提出，要积极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只要知错能改，中国的前途就一片光明。所以，当客人问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绝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这是中国对自己的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所做的，虽然有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影响最根本的国体。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但达到这个目的走的不是霸权之路，而是和平之路。
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面对客人们的提问，**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也赞成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但由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生育政策，再加上在群众中封建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深，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很好落实。随着经济的复苏，中国的人口开始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尤其是在1962年到1970年间，中国人口净增了1.6亿，达到了8.3亿。从1971年开始，中国开始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国家的要求是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然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问题，人口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就让政府在70年代末开始考虑只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起见，中央在1980年召开了5次座谈会，讨论“只生一个”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最终，“只生一个”的政策被确定下来，并在当年9月25日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国**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自此，中国开始了“只生一个”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坚持了近20年后，终于遏制了人口的高增长。到1998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千分之十。
对于中国的强制政策，有人感到疑虑。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就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对强制政策尤为反感，觉得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所以西方一直对中国政策的一个诟病，就是政策过于强制性，缺乏人权。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没有尊重人们生育的自由权利。
听到个人自由这个问题，**予以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答，他说：“如果说个人自由同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不能提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还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变成极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自由与义务的辩证。**认为，中国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片面理解自由与人权，恰恰是剥夺他人自由与人权的罪魁祸首。
1979年10月15日上午，**会见了一个由作家、电影制作者、消费问题专家、科学幻想小说家、博物馆负责人、非洲问题专家等组成的英国代表团，并接受了电视采访。
英国其实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17日，英国和中国开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升级为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与**密切相关。由于英国需要就**问题与中国对话，所以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也算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难得的外交接触。而这样的接触，也使英国国内的诸多人士，对这个神秘的东方之国充满了兴趣。这次访问团的团员们，就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控制人口增长、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展望等方面提出了问题。
**对这些客人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像宗教这样的问题不是用行政方法能够解决的。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一贯的宗教政策，我们现在开始恢复老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涉及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作为人类对自身起源和对世界的理解的信仰，自人类诞生就一直伴随。即便社会主义宣扬无神论，但要改变所有人的信仰，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对宗教的态度是信仰自由，即每个人都有信不信宗教的自由，信哪种宗教的自由，信哪个教派的自由，什么时候信的自由。但也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合法的原则，宗教与国家教育制度分离的原则、独立办教的原则。
但在“**”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被破坏殆尽。当时的红卫兵强行禁止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更对宗教界人士和群众进行专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甚至还把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当作宗教迷信来强行禁止，并打砸破坏宗教建筑、物品，甚至文物。这不仅对中国宗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伤害了不少宗教人士。
直到“**”结束后，这一错误的做法才得到纠正，中央领导再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将宗教信仰自由再次以政策的方式固定下来的，是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念和基本政策》。该文件提出，要积极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只要知错能改，中国的前途就一片光明。所以，当客人问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理所当然的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国民收入，使人民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但是，绝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产生新的剥削制度。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义务。”
这是中国对自己的规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所做的，虽然有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能影响最根本的国体。中国致力于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但达到这个目的走的不是霸权之路，而是和平之路。
在中国的强国之路上，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面对客人们的提问，**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也赞成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但由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国家没有制定明确的生育政策，再加上在群众中封建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深，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很好落实。随着经济的复苏，中国的人口开始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尤其是在1962年到1970年间，中国人口净增了1.6亿，达到了8.3亿。从1971年开始，中国开始将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国家的要求是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然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问题，人口增长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就让政府在70年代末开始考虑只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为了谨慎起见，中央在1980年召开了5次座谈会，讨论“只生一个”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最终，“只生一个”的政策被确定下来，并在当年9月25日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国**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自此，中国开始了“只生一个”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坚持了近20年后，终于遏制了人口的高增长。到1998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了千分之十。
对于中国的强制政策，有人感到疑虑。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就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对强制政策尤为反感，觉得仿佛回到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所以西方一直对中国政策的一个诟病，就是政策过于强制性，缺乏人权。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没有尊重人们生育的自由权利。
听到个人自由这个问题，**予以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回答，他说：“如果说个人自由同国家的自由和大多数人民的自由相矛盾，这种自由不能提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也还要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这与自由是不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在青年中有一种误解，实际上把这些变成无政府主义，甚至变成极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自由与义务的辩证。**认为，中国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片面理解自由与人权，恰恰是剥夺他人自由与人权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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