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常抱怨“不合常理”的人可能并不了解，工人阶层中的许多人的工资远比专业人士的所得要高得多。
这是众所周知的，绝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已经清清楚楚地写进蓝皮书里了，而且被国会委员会当做证据，刊登在了报纸上。任何一个煤矿主、铁矿主和棉纺织业的老板都会向你证明，他所雇用的工人拿的都是高薪。
由于很多孩子也走进工厂工作，使得许多在棉纺织工厂做工的家庭，周薪都能获得高达3英镑之多的收入。他们一年的收入大约是150英镑，这一数字高出许多专业人士的收入——高于全国外科医生的平均工资，高于所有教派牧师的平均工资，高于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或许也在渐渐超出联合王国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
布莱克伯恩的一位工厂主告诉我们，他所雇用的许多工人的周薪已经超过了5英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有260英镑。他分析说：“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一般情况下，每周的家庭支出不应超过3英镑，而剩下的钱就应该存入银行。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人只知道吃喝玩乐、放纵自我，而是把剩下的钱都浪费在酒馆和无聊的事情上。”
在同等收入水平的伯尔尼地区，工人们的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和其他地区的工厂状况差不多，在此种生活状态下，“由具备工作能力的年轻人——工厂的工人——来赡养自己的父母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有损父母的权威。”而另一名记者了解到：“随着收入的增长，手里闲置的钱使得花钱的时候也多了起来，而节俭的生活作风则在减弱，女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纺织厂的工人的周薪大概是40先令，有一些熟练的工人可以拿到60先令，这其中还不包括他们的孩子的收入。
一名在机车厂工作的熟练机工，周薪可挣到35～45先令的工钱，其他类别的技术工人的收入比这一水平还要高一些。如果把周薪算在一起，他们一年将会有100～120英镑的收入。
相比之下，煤矿工人和铁矿工人的收入还要丰厚。近期，一家最大的铁矿公司将自己名下的一批周薪在4～5英镑之间的矿工的姓名刊登在报纸上——他们一年的收入可达200～250英镑。
炼铁工人长久以来一直拿着高薪。一名从事轧薄钢板工作的工人，年薪基本保持在300英镑。在轧钢厂的工人可以拿到更高水平的工资。在销售旺季，他们一周能挣到7～10个基尼，一年大概是300～500个基尼。
炼铁工人们和纺织工人们一样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同样可以挣到较高的工资。这些灵巧的帮工大都是14岁以上（包括14岁）的男孩，他们的周薪大概有19先令；14岁以下的孩子，周薪一般是9先令。
如果将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其总收入远比专业阶层的平均收入高很多。通过对不同人的收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轧钢工的工资与女王近卫军中的中校的收入基本持平；薄钢板轧钢工的工资可以与近卫军中的少校的收入相比；粗钢工的工资与一个中尉或者是副营级干部的工资相等。
古尔德史密斯曾说乡下的助理牧师是“拥有40英镑年薪的富翁”。这句话说出之后，助理牧师们的收入虽有所提高，但无论是与熟练工人的工资相比，还是与非熟练工人相比，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助理牧师们只为钱而工作，那么肯定会出现许多当过牧师的矿工或者是炼铁工人。
去年，我到任忽鲁谢尔参观。当时，那里的矿工一天的收入在10～14先令左右。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他们“就像印钞机一样赚钱”。举个很简单的事例来说明一下：有一位工人和他的3个儿子一个月能有60英镑的收入，因而他们一年的收入所得将超过700英镑。这名工人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在工资持续上涨时期，他每天第一个进厂，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他一年只休息5天——包括斋戒日在内。当他们一家人确信经济动向有所转变时，就更加卖力的工作，最终有了一大笔的积蓄。他们将这笔钱投资房产，为了提高文化层次和身份地位而接受教育培训。
在与之相邻的另一个地方，也有着相同的例子。这是一名煤矿工人，他和4个儿子一起在煤矿工作，儿子们得到与父亲同等水平的工资，每个月的家庭总收入可达到75英镑，一年积攒下来就有900英镑。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内买了5处房产，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开支。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这一家子最近的情况是，父亲成为了一名矿主，手下有60名矿工和“清道夫”，并通过政府获得了许多特许经营权。几个办事严谨、头脑灵活的儿子成为父亲得力的助手。他们从矿业管理中学到了很多，也使其周围的人受益。
同样是工人阶层，并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两个矿工家庭的发家之路并不十分曲折，他们懂得怎样巩固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其他矿工兄弟的生活方式连他们的一半都比不上。由于懒惰，在一个星期内他们工作的时间不超过3天。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在酒馆里；而另一些人则来到海边用威士忌把自己灌醉，继续沉沦。不仅如此，为了这次狂欢，他们在两周前就预约了短期乐队、敞篷马车，租好了车队和“机器”，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他们的疯狂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附近小镇上的一名法官惊奇的发现，每当这时，就会有许多眼圈儿乌黑的青年男女伤痕累累地来到他的面前，请求公正的裁决。在经济繁荣时代远未到来之前，法院所要处理的事务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完，甚至有时候根本无事可做。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随着高工资时代的到来而结束了，这位法官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务。高工资好像使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知道酗酒闹事、寻衅滋事。
在矿工们眼中，这是个“混乱的年代”，假如他们具备一些自我克制的能力，他们理应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很多煤矿工人，一周有三四天的时间无事可做；而当寒冷的冬季来临，很多靠烧煤来取暖的人却因为无煤可烧而受冻。那些未从事煤矿工作的人的脑海中也许永远残留着这段煤荒时代的恐怖记忆。这段时期，埃科勋爵来到洛廷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特伦特，向那些懒惰、挥霍无度以及企图联合起来保持煤价的矿工们演讲。
他运用他那惊人的道德魅力——那个时代最为稀缺的人格品质——迫切地向他的选民们灌输一些毋庸置疑的真理。就煤荒以及延长煤荒的问题，勋爵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勋爵指出，工人们一周只工作3天，剩下的时间完全被他们浪费掉了。一些人甚至连着一两个星期不参加工作；另一些人一年之内则整整休了100天的假。除此之外，他们的收入都用来做什么了呢？他们想过为将来可能遇到的困境提前着手做准备吗？当“混乱的年代”即将结束，他们是不是打算去领取救济金来维持生活呢？他举出了一个事例，一名矿工需要养活两个儿子，两周的工作使他获得了7英镑。埃科勋爵强调：“我愿意看到那些正在从事矿业的苏格兰人能好好利用这段工资上涨的最佳时机，以勤勉的做事态度来对待工作，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自食其力，积蓄财富，如果坚持这样做下去，总有一天会成为煤矿主。”
“一家报纸曾经披露，一名矿主所获得的年利润相当于一名陆军上尉的年薪；一名挖矿的童工的收入，相当于女王陛下服务队里中尉所得的收入。这一切完全是真实的。”埃科勋爵说，“我自己就有一个男孩，他是一名护旗官。不久前，他荣幸地加入了为女王服务的近卫队。他的薪水还没有你们现在所得的多，而且就目前经济的状况而言，他每天只能领到5先令。”据说那位矿工工作时，会像战士那般奋不顾身。而勋爵所说的那名英勇的男孩，也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公民们并不认为社会的“繁荣”时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物价变得越来越高，道德风气变得越来越差，人们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糟。以前英国工业中值得称道的一些优良品质，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国内的经济开始过多地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国内的贸易发展也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受到了国外的冲击，国内商业资本越来越多的流向国外，出现这种情况，厂主与工人双方都有责任。阿伯戴尔勋爵指出，最近工人们在南部威尔士举行的罢工，由他们造成的直接损失已达到了300万英镑。随即带来的后果就是，12万工人因消极怠工而终日闲荡，他们一周内因此损失掉的工资总数就高达15万英镑。
在这一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发生的罢工事件，厂主们的感受可想而知。就算借用那些疯狂的记者的描述也毫不为过。南开郡南部当地的一位大型工厂的厂主说出了自己的感言；“人们越来越沉迷于酒精所带来的快感，寻衅滋事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经济的‘繁荣’让人们慌了手脚，毫无准备，突如其来的高酬薪和公民投票权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在纽卡斯尔附近，有一家大型轧钢厂，这里的轧钢工人可以领到最丰厚的薪水。在这所工厂中，他们一年大概可以获得300～400英镑的收入，针对工人们的报酬，一位厂主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工人们的家庭消费状况令人担忧，他们几乎花掉了所有的钱。”南斯塔弗德地区的一位厂主说：“通常的情况是，钢铁厂的工人在领到工资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变得身无分文。当然，也有部分人不是这样，但是这种人实在是太少了。”另有一位南威尔士的厂主观察到：“通常，能够节俭的工人是这样做的，虽然这类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明智的尽量节省每一次开销，将积攒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生意中。而剩下的那部分人则从不肯动脑子花钱，往往工资还没有挣到手，欠条已经打了很多份了。这些钱大多数都流进了酒馆老板的腰包，同时也使工人处于更加懒散的状态；由于酒精的作用，他们无法按时从床上爬起来去上班。因而每周三以前的工厂车间都显得空荡荡，人手严重不足。只有等酒劲过去之后，他们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当工资水平下降后，工人们工作的时间相应的延长，而能够到酒馆消遣的时间减少了，当地的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善，当然，这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上的变化。”
另一名观察者也有所发现：在比尔斯顿地区，将近有6000名矿工。他们每年买啤酒和白酒的花费总额超过了5万英镑。这里精明的厂主们已经对工人们的挥霍习性了如指掌，正在研究应对方案。就当地的人口总数而言，市场上供应的家禽肉类实在是有些供大于求，但这大部分是为当地工厂的工人们服务的。这里的居民很少与矿工们接触，确切地说应该是毫无接触。每到周末，居民们常常看可以看到这些衣冠不整、面貌狰狞的矿工到市场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一些人手里提着许多鸡、鸭、鹅，准备当做晚餐，另一些人怀里抱着苦味啤酒和葡萄酒。虽然这时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可一旦被解雇，他们就会因为毫无积蓄而陷入困境之中。不出两个星期，家中的物件和衣服就被典当一空，他们还会因生计问题借酒消愁。
对于桑德兰地区的工人们的生活现况，来自爱丁堡的查博先生作出了以下评论：“带着一种深切地被刺痛之感，我不得不说出我在多个地区发现的同一种状况。事实上，放纵支配着他们的一切生活。丰厚的薪酬也被他们挥霍于毫无节制的纵欲生活。无人想过将来会怎样，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和难民营没什么两样。一位在铸铁厂做技术活的熟练工人，多年来一直有着丰厚的收入，这一点为人们所关注。他每天能得到1基尼，一周下来就有6基尼的收入。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钱都用在了喝酒上。如今，他已被调离原来高工资的工作岗位，现在每周只有1英镑的收入。”
下面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事例。布莱克伯恩地区的一位公务员租了一栋房子，每年付给房主20英镑。他又将房子的地下室租给了一名矿工，每年收取5英镑的租金。这位公务员要养活妻子和4个孩子，还雇了一名仆人。而住在地下室的矿工除了妻子还有5个孩子。公务员一家打扮得很体面，穿戴整洁。平时大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在家玩，没有人去上学。而矿工一家平时总显得有些狼狈，但除了星期天。这一天他们可以从当铺中赎回自己的衣物。每当周末来临，地下室家庭的平底锅就响个不停，这样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傍晚。到了周四，衣服又被拿去典当。其实，住在这栋房子上面的公务员家庭的年收入比住在地下室里的矿工家庭的年收入要少一些，一年所得也就只有100英镑，而对方有150英镑的收入。
附近的一位工厂主经常抱怨：“我不会去买羊肉、鲑鱼、嫩鸭，或者馋人的豌豆布丁、刚刚上市的马铃薯、草莓之类的东西。我只能等到它们上市一个多月以后，才敢买它们。”
人们很难对那些自私自利、挥霍无度、没有头脑的高薪工人产生信任感，对他们没有好印象的人常常轻蔑地称呼他们为“下层社会”。其实，如果这些自视清高的人也整天过着奢靡的生活的话，他们与这些“下层社会”的人也没什么两样。事情果真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挥霍放纵的行为比之罪恶之源，是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了。这就好比许多柔弱无助的小生命被一位想当父亲的人召唤到了人世，却因这位毫无责任感、终日在酒馆沉醉的父亲而挨饿受冻，受到最冷酷无情的对待。这样做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不仅如此，下一代也会因此受到非常恶劣的反面影响，家庭的不幸或许会继续延续。父亲一旦身染重疾，便会因此失业，他的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困境。从不为将来打算的父母没有想过做一些以防不测的准备，甚至不知道加入一个互助组织以寻求帮助。因而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一旦病倒，他的妻儿就不得不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如果不幸发生，这些弱小的生命就可能露宿街头或是终日徘徊于慈善组织的大门外，等待索取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过活。
企图对他们阐述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说辞都将是徒劳的，他们早已病入膏肓、恶习难改，他们无意于获得自己的幸福，因而也就对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毫不感兴趣。那些懂得勤俭节约的人应该郑重的告诫他们：要想成为一个有自尊的人，就必须摒弃这种有害的生活方式，遵守节俭、勤勉、自我约束的生活准则，崇尚自食其力的人生，寻求社会的尊重、生活的安定和家人的关爱，以让人信服的作为与影响力赢得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福利。
布朗——牛津历史上最伟大的鞋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名技艺超群的工匠可以成为世上最自得其乐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着足以养活自己的手艺，靠着勤勉、自立和聪颖的品行成为了一个享受健康、成就和快乐的人；假如一周能有30～40先令的收入，稍微节约一点，他就能吃好穿好，使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令别人羡慕。
当休斯·米勒先生回忆起自己仅仅是个周薪不超过24先令的小石匠的岁月，他对15年的工作感受作了一番总结：“将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夸张到惨不忍睹的境地似乎是流行的记录方式。但我自己可以证明，在我拿着木槌和凿子做石匠的一年中，我从没有感到过生活的拮据，我的祖父、两个叔叔以及和我一同当学徒的其他石匠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我们的父辈也是这样。我不否认在某些时候，一些技艺超群的工匠也可能挨饿。我也不否认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事实上，多数生活困窘的工人们，在学徒期间未能珍惜时光、尽心学艺，而对以后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和坐在教室只知道胡思乱想的学生是一样的效果。这正验证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一古训。”
一些社会现状同样令人担忧：我们的国家中有许多享受丰厚酬薪的工人，他们只为满足低级的感官需要而挥霍大量的金钱。很多人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喝到肚子里，甚至喝掉一半收入。如此放纵的生活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简直到了令人可怖的地步；而他们另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根本没考虑过与妻儿们一同分享。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罗布克先生慷慨陈词：“一名有着两三百英镑年薪的工人，为何会有着残暴、粗俗的品性？这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他不期望被人们看做是一名绅士吗？他不期望有着和我一样体面的房子吗？当我下班回家时，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我会看到我那有着优雅体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和女儿在迎接我的归来。工人们为何就不能享受到这种家庭的温馨呢？我很想知道，一名工人下班回到家，为何没有发现像我家一样摆满丰盛晚餐的桌子？为何不能看到举止优雅、穿着得体、温柔善良的妻儿在等着他？……很多人都看到，大部分工人一旦拿到高薪，就钻进酒馆喝得烂醉如泥，根本没有考虑过为妻儿买些得体的服装。我的收入比他们要少得多，为何他们不能像我一样，把钱用在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和家人一同分享学习文化知识所带来的乐趣呢？他们为何不能像我的家庭那样，在晚餐过后，感谢上帝的恩赐，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书本阅读上，而不是到附近的酒馆鬼混呢？如果一个人明知这样做的害处而不告诫他们，却花言巧语的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的话，这个人根本不能算作工人的朋友。”
想弄明白导致工人们这种颓然的生活状态的原因是很困难的。这一定是由原始阶段传下来的某种恶俗造成的，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原始社会的野蛮人崇尚暴饮暴食，直到吃完所有的东西以后，他们才会去捕食或者继续战斗的动力；或者这一切也可能是奴隶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奴隶制度是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之一，在这里只存在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制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时代，战斗是自由人才能做的事，奴隶像动物一样做苦力活。家庭中也存在着奴隶制，妻子是丈夫的奴隶，她和在集市上像牲口一样任意买卖的奴隶没有两样。
奴隶制度在我们国家也有着很长时间的历史。恺撒登陆时，它就在那；进入撒克逊时代它还在那，当时的家庭劳务是由奴隶承担的。当时的撒克逊人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而爱尔兰人则是他们最大的买家。最著名的奴隶交易市场位于布里斯托尔。在那里，爱尔兰人向撒克逊人购买了大量的奴隶，以当代爱尔兰史学家的说法，当时每一个爱尔兰家庭都使用英国奴隶来做工。
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奴隶制度继续存在着。唯一的变化就是曾经的奴隶贩子撒克逊人成了征服者的奴隶，并被判定为坏人并终身为奴。根据末日审判书上记载的当时苏塞克斯市路斯镇收费处的记录，我们得以知晓当时的奴隶价格：1便士能买一头牛；4便士可换一个奴隶。注意，不是农奴，而是奴隶，是绝对服从的奴仆。从这时到后来，虽然产生了不同形式，但奴隶制度一直延续着。直至亨利四世统治时期，才有法律规定奴隶、农奴和工匠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在这条法律生效很久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主子的同意，他们的孩子甚至不能信仰基督教。此后，在国王专注于与封建贵族势力作斗争的时期，渐渐放松了对奴隶的控制。国家颁布设立皇家直辖市的法令，规定如果奴隶逃跑后，在外能够藏匿一年零一天而不被找到，那么他们将成为直辖市的自由市民，法律将保障他们作为市民的权利。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格兰岛上的最后一批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而苏格兰岛上的农奴则每没有这么幸运，直到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才获得了解放。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矿工与盐工属于土地的一部分，是随着土地一起买卖的。他们无权要求自己的工资数额。如同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生活，他们得到的食物量仅够使他们拿起锄头干活。
沦为奴隶，没有人想过要积攒些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积攒，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有未来。唯有他们的主人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于是，奴性的、被动的生活习惯被传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今来自爱尔兰的矿工是上个世纪才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的子孙，他们现在一天能有10～14先令的收入。1799年通过的一项立法的序言部分对此有所描述：“鉴于15世纪国王陛下的立法通过之前，大部分的矿工、煤矿搬运工以及盐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定下来，而他们为生的矿场、盐场已有所变化。根据以上立法规定，这些人的奴隶身份当即被消除，同时获得受到立法保护的自由人身份。尽管当前仍有很多人无法摆脱奴隶身份，并受到有关条款的束缚，接受相关的处罚。”以及其他现象。新立法规定他们已获得自由，并不在遭受奴役。奴隶们以前的所得只够填饱肚子，没有积攒的习惯。因而我们认为，矿工们浪费挥霍的恶习，是奴隶制留存在当今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后遗症。
现在的社会与那时的现状完全不一样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工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制的消除所带来的伤痛或许是他们仍旧热衷于喝酒，这一点和爱斯基摩人与北美的印第安人很相像。工人们要有坚强的自我控制力，懂得调节情绪，为今后可能获得的幸福生活而控制住眼前的物欲享受。并以严谨务实、勤勉节制的生活作风赢得社会的肯定，提高工人的地位。
如今的工人阶级要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工人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工人的权利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工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受到宪法的保护。从他们的角度看，社会上保护工人群体利益的工会、报纸、福利社以及其他现代的文明机构遍地都是，他们还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圈中的一员：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建筑家、哲学家以及诗人都出自工人阶层。知识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没有贵贱之分。渊博的学识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文明的积累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当然，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是存在的，也唯有这种追求更高目标的心态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一个人唯有不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社会地位，才有可能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状况。满足感有时意味着裹足不前。
只有当我们感到不满于现状时，我们才会寄希望于将来的时日，才肯花心思计划人生、奋力工作与采取行动。
工人阶级常常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即便他们的劳动所得比专业人士的报酬还要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认真考虑过该怎样改善他们当前这种糟糕的生存环境，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浪费在了酒馆里。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和自己所处的阶级能否获得尊重。他们崇尚这样的理念：贬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相当恶劣的，劳动最光荣！只有懒鬼才是最无可救药的。
斯特林的观点是：“如果工人能够将所从事的工作——不管这项事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与自己脑中最为高明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话，他就能为自己后半生享受无忧的生活而作出有力的保证，并将自己的生活档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许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曾遭遇过挫折，加上那些有能力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一直在袖手旁观，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工人群体的形象一直是低贱和堕落生活的象征。”
联系到收入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过。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的所得比助理牧师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建筑工匠的收入多过随军外科医生；一名轧钢工人一天的收入就超过了1基尼，相比之下，一名海军助理医师的工资则少得可怜，只有14先令，即便度过了3年的助理期，他们一天的所得也只是21先令；大多数非英国国教的传教士的收入和熟练技工的工资差距也很大，而从事账房或者库房办事员工作的人与他们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其实，如果这些熟练掌握技能的工人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他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享有的东西，比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是什么障碍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步伐呢？结论就是工人们没有将宝贵的精力用在提高自己的修养上。他们并不缺钱，缺少的是个人的文化修为。他们自己也很明白，一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由他的收入决定，个人的学识与德行才是关键。工人群体已经错过了很多提升群体形象的机会——他们只知道享受眼前的乐趣而将大把的金钱挥霍于低级趣味中，而从不对激发自己潜在的最可贵的品性感兴趣——这些好的方面在它们本应该享受的社会权益中遭受了排挤。
尽管工人们拿着高薪，但却没有合理利用它们。从很多方面看，工人们依然遵循着他们那个群体所显现的语言、行动与服饰特征。在闲暇时光，他们也同样穿着油渍斑斑的衣服，双手像是总也搓不干净。不管这群人的技艺已经磨炼到如何高深的地步，他们心性却并没有呈现出与技艺同步提高的迹象。尽管他们的钱财是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换来的，但这些所得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影响，而是道德的败坏与沉沦。或许他们吃喝无忧，并沉迷于那些低级的趣味中而无法自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收入被挥霍一空，没有任何的积蓄，他们成了酒馆的牺牲品。一旦遭遇经济的不景气，或者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所击倒，那么他们所能容身的地方只有工房了。
应对这种种可悲的事实应做些什么呢？有些人提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有些人说应该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住房条件与贤良的母亲与妻子。不可否认，所有这一切都能对人们的品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影响。但它们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无知，在工人群体提升他们的品性之前，无知一直纠缠着他们，并且会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在采取以上这些举措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之前，应该将节俭和为长远打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但有多少人认为无知也是力量呢？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无知的力量造成了比知识更为强大的影响，无知占据着统治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主导性，才使得现代社会还存在着专制制度的统治。
无知造成了人类之间的各种冲突。国家不得不为此设立监狱与收容所，借助警力来维持秩序。国家所有的物质财富由这种无知的势力所创造，并按照这一势力的需求，为它们所用。因而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势力之下，承认无知的力量。
无知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识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拥有。那么，我们应该致力于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学会思考、受到教育继而充满智慧。只有这样，在与无知作战的过程中，知识才能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这一时刻远未到来。
如果你看过一份犯罪记录，你就会发现，高智能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巨大。在一名具备较高学识和智慧的人犯罪的同时，会有100个无知的人牵连其中。另一方面，从对所有种类的酗酒和挥霍行为的统计数量上看，无知者占绝大多数。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
最让国人感到忧虑的是，因无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疾病。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组成各种团体，花费精力和财力来研究解决的方案。然而，无知的影响力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之对抗几乎毫无胜算，人们所作出的努力实在是微不足道。于是，人们在绝望中苦苦挣扎，最终放弃了目标，或是在罪恶的力量面前选择了退缩。
“正确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雅各喊道。当然，为了公平起见，他也同样会说：“错误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就无知者的喜好与接受能力来看，错误言论的影响远比正确言论强大。这种论调与他们愚昧、偏激与空虚的特性相符，并控制着他们的思想。正确的言论往往对他们毫无作用，就像听到外语一样无动于衷。那些学识渊博人士的正确思想不为他们所理解，常常被当做耳旁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明白。
饮食专家们可能会举办健康饮食讲座，而卫生局则每年编写一些卫生手册在人群中散发；但是会有一多半的人不去理睬，剩下的人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去关注。人们对健康卫生问题视而不见。当流感盛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个病源，诸如不具备排污系统的肮脏街区、噪音污染和传染病的多发地区、臭气熏天、垃圾满地的人居环境、缺乏饮用水和新鲜空气的人口密集地区。死亡导致家庭的解体，很多没有生活来源的寡妇和孤儿只得靠领取救济金过活。无知无不以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向我们炫耀着它那可怕力量。
降低这种可怕影响力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传播文化知识。这就如同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驱散寒冷与黑暗，在夜间作怪的猫头鹰、蝙蝠和其他夜行动物也随之消失一样，它使人们受到教育，赋予人们更多的智慧，使每个人都变得明智，从而使犯罪率降低，酗酒、挥金如土和无视法律的行为以及一切罪恶的势力都将在与人类文明的较量中受到制止和削弱。
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仅赋予人们智慧是远远不够的。聪明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个高智商的罪犯；他越是聪明，所犯下的罪行也更加恶劣。有鉴于此，人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之下。因为教育本身并不具备消灭邪恶势力的作用。渊博的学识与道德品行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受过教育、思维敏捷、才学过人的人缺乏与其学识相匹配的德行，他们终日沉迷于浮华的生活，饮酒作乐、迷失堕落。因此教育必须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下才能发挥它正面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贫民阶层品行败坏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所起到的作用。即便人们能够挣到很多的钱，他们的幸福指数也不会随之提高，因为钱财并不能左右幸福；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增长的收入可能带来生活的不幸。更多的收入意味着更加频繁地进出酒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由于酗酒所引起的暴力事件的激增和犯罪率的提高。
在布莱斯顿劳教所从事牧师工作的克莱先生认为酗酒行为罪大恶极。他用文字描述道：“这一罪行还在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向更大的范围扩散。它排斥任何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它阻碍真理和光明进驻贫苦人的家和灵魂……不管这种罪行的源头在哪儿，很明显的一点是，无知——对宗教信仰的无知是这一犯罪心理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罪行与人们喝酒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后果，成为了罪恶之源。”
已辞世的阿瑟·赫尔普斯爵士在论及贫富差距、增收与合理消费的问题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番话收录在《议会中的朋友》一书中：
“我的看法是：即便处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全国每年发放的工资总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它的数额足以缓解工人们目前生活的窘困。但前提是这些钱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我个人并不认为穷人们有能力单独做到这些，比他们地位更高和能力更强的人理应伸出援助之手支持帮助和引导他们（不仅是给予钱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挣钱的法子），穷人们自己会处理好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富有者完全有能力激发那些穷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不过前提是穷人们克服掉酗酒这项最恶劣的行为。
从长远来看，穷人们要想继续生存下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注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的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如何合理消费。我相信，目前厂主们的管理经验将可以证明我的意见：通常，在两者家庭状况和生存环境都相同的情况下，一名周薪可以拿到20先令的人，不能享受到每周只拿14先令的人所享受到的舒适生活，或者不能比后者拥有更多的存款，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如果他是一个节俭和懂得为长远利益打算的人，那么他所拥有的财富就会比他那些不懂得花钱的同事高出许多倍，在消费的方式上也比那种只知道整天用酒来满足自己的人高明许多。”
尽管眼前的情况让人觉得希望渺茫，但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通过教育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努力，终有一天会令人们的道德风貌和生活观念有所转变，变得更加实事求是、谨慎和有道德修养，在这些美好德行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更加理性的支配自己的收入，勤俭节约、计划周详，并考虑到下一代的成长需要，尽力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一位德国作家曾说过，教育是赋予儿童最增值的财富，这和到银行存款是一个道理，父母为他们保存。当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他们选择了哪一个方面，父母们都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很显然，教育所创造的价值和金钱是等价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地利用它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可以使人们提高运用头脑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增加收入的能力。
不管怎样，一个人学到知识终归是件好事情。即便只从增加物质利益的方面考虑，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习知识也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对净化人的品行道德方面的知识追求更加值得提倡。莱恩·普雷菲尔博士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会演变成知识的竞争。因而英国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对工人阶级的智育和德育方面的准备，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英国就会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
爱丁堡的布鲁斯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物质层面上的科学真理只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所掌握，那么，这些真理不会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安定作出任何贡献，如此局限的精英群体也不会成为社会的福音。相对而言的世俗知识和神学知识，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气质。在它们培育社会风气和驱散邪恶势力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能从社会结构这一庞大的体系中感知它们的影响力，还应该在社会体系的细枝末节中也能够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需要知识作为净化道德空气的清新剂，用它造福于人类。无知是弥漫人间的毒雾，而知识就是驱散毒雾的清新的凉风。一个国家或许能够躲过瘟疫、战胜饥荒，但在面对愚昧无知所造成的灾祸时却表现得束手无策。无知这个魔鬼将人间变成了地狱，邪恶势力大行其道，骚乱事件频繁发生。它无视人间的法律，将人类美好的家园变成野兽狂欢的野地。因而，知识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既要惩处罪犯，也要预防犯罪。正像它教育人们服从法律的同时，也使人们认知法律。如果它真的决定这么做了，它会把显现立法者的智慧和伟力的无上真理全部传授给人们。所以，国家普及教育的行为就是播撒知识种子的行为，这也是在培育人民谦虚谨慎的行事方式与科学的人生态度，使之成为文明守法的公民。”
公办学校率先作出了普及教育的努力，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完善的教育体系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我们还不能对目前的工作效果作出客观的评判。但是如果我们也能达到德国教育的普及程度，那么我们国家的实力就会在20年中得到迅速的提高。教育已经使德国人远离了酒精的困扰，如果国人也能够做到这点，并且自觉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有效控制家庭的人口数量，那么，由无知所造成的社会悲剧就会日趋减少。
我们对此应该有信心：随着为工人们服务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股清新的道德之风将会在他们当中形成，每个人行事严谨，自觉地按照勤俭持家的标准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这一切改变都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已故的诺丁汉姆市长威廉·费肯先生出身于工人阶级，他曾指出：“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摆脱原有的不如意的生存环境，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别人节省更多的钱财。他的每项支出都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和有益的促进。要做到这些，应该从节俭着手，首先挤出一些资金作为财富积累的基础，这是向自立之路迈出的第一步。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出身贫寒、身份低微的工人正在以勤恳的工作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朝真正的独立迈进，如同那些勤谨实干的商人们一般，这是值得人们尊重和提倡的做法。但能够实现这种生活的前提是，总的消费数额应该限制在自己的收入范围之内，即便碰到计划之外的支出项目，也应该考虑从其他的方面来弥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花费，将钱财用到能够履行责任或者体现良知道义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需要人们不懈的努力，按照勤俭的生活方式严格地要求自己，眼光长远并能放弃眼前的一些利益。在人们所树立的众多远大的目标中，这是最基本的人生坐标。我非常了解，对于那些靠自己的双手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赚取微薄工资的人，这一切到底有何意义。就像我对工人们发表的演说中所表明的并得到实践证明的观点，我可以再次宣称：如果已经实现了我所提倡的自主与自立的生活，那么你将会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所创造的价值远比你所付出的东西多得多，当然，所获得的价值总量也因人而异。在我们的工业生产中，任何熟练掌握技术的工人都能够做到这些。”
这是众所周知的，绝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已经清清楚楚地写进蓝皮书里了，而且被国会委员会当做证据，刊登在了报纸上。任何一个煤矿主、铁矿主和棉纺织业的老板都会向你证明，他所雇用的工人拿的都是高薪。
由于很多孩子也走进工厂工作，使得许多在棉纺织工厂做工的家庭，周薪都能获得高达3英镑之多的收入。他们一年的收入大约是150英镑，这一数字高出许多专业人士的收入——高于全国外科医生的平均工资，高于所有教派牧师的平均工资，高于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或许也在渐渐超出联合王国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
布莱克伯恩的一位工厂主告诉我们，他所雇用的许多工人的周薪已经超过了5英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有260英镑。他分析说：“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一般情况下，每周的家庭支出不应超过3英镑，而剩下的钱就应该存入银行。但是遗憾的是，许多人只知道吃喝玩乐、放纵自我，而是把剩下的钱都浪费在酒馆和无聊的事情上。”
在同等收入水平的伯尔尼地区，工人们的大部分工资都用于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和其他地区的工厂状况差不多，在此种生活状态下，“由具备工作能力的年轻人——工厂的工人——来赡养自己的父母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有损父母的权威。”而另一名记者了解到：“随着收入的增长，手里闲置的钱使得花钱的时候也多了起来，而节俭的生活作风则在减弱，女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纺织厂的工人的周薪大概是40先令，有一些熟练的工人可以拿到60先令，这其中还不包括他们的孩子的收入。
一名在机车厂工作的熟练机工，周薪可挣到35～45先令的工钱，其他类别的技术工人的收入比这一水平还要高一些。如果把周薪算在一起，他们一年将会有100～120英镑的收入。
相比之下，煤矿工人和铁矿工人的收入还要丰厚。近期，一家最大的铁矿公司将自己名下的一批周薪在4～5英镑之间的矿工的姓名刊登在报纸上——他们一年的收入可达200～250英镑。
炼铁工人长久以来一直拿着高薪。一名从事轧薄钢板工作的工人，年薪基本保持在300英镑。在轧钢厂的工人可以拿到更高水平的工资。在销售旺季，他们一周能挣到7～10个基尼，一年大概是300～500个基尼。
炼铁工人们和纺织工人们一样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帮助，他们同样可以挣到较高的工资。这些灵巧的帮工大都是14岁以上（包括14岁）的男孩，他们的周薪大概有19先令；14岁以下的孩子，周薪一般是9先令。
如果将一家人的收入加起来，其总收入远比专业阶层的平均收入高很多。通过对不同人的收入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轧钢工的工资与女王近卫军中的中校的收入基本持平；薄钢板轧钢工的工资可以与近卫军中的少校的收入相比；粗钢工的工资与一个中尉或者是副营级干部的工资相等。
古尔德史密斯曾说乡下的助理牧师是“拥有40英镑年薪的富翁”。这句话说出之后，助理牧师们的收入虽有所提高，但无论是与熟练工人的工资相比，还是与非熟练工人相比，其中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助理牧师们只为钱而工作，那么肯定会出现许多当过牧师的矿工或者是炼铁工人。
去年，我到任忽鲁谢尔参观。当时，那里的矿工一天的收入在10～14先令左右。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他们“就像印钞机一样赚钱”。举个很简单的事例来说明一下：有一位工人和他的3个儿子一个月能有60英镑的收入，因而他们一年的收入所得将超过700英镑。这名工人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在工资持续上涨时期，他每天第一个进厂，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他一年只休息5天——包括斋戒日在内。当他们一家人确信经济动向有所转变时，就更加卖力的工作，最终有了一大笔的积蓄。他们将这笔钱投资房产，为了提高文化层次和身份地位而接受教育培训。
在与之相邻的另一个地方，也有着相同的例子。这是一名煤矿工人，他和4个儿子一起在煤矿工作，儿子们得到与父亲同等水平的工资，每个月的家庭总收入可达到75英镑，一年积攒下来就有900英镑。他们在一年的时间内买了5处房产，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开支。我们所得到的有关这一家子最近的情况是，父亲成为了一名矿主，手下有60名矿工和“清道夫”，并通过政府获得了许多特许经营权。几个办事严谨、头脑灵活的儿子成为父亲得力的助手。他们从矿业管理中学到了很多，也使其周围的人受益。
同样是工人阶层，并处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两个矿工家庭的发家之路并不十分曲折，他们懂得怎样巩固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其他矿工兄弟的生活方式连他们的一半都比不上。由于懒惰，在一个星期内他们工作的时间不超过3天。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所有的钱都挥霍在酒馆里；而另一些人则来到海边用威士忌把自己灌醉，继续沉沦。不仅如此，为了这次狂欢，他们在两周前就预约了短期乐队、敞篷马车，租好了车队和“机器”，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他们的疯狂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附近小镇上的一名法官惊奇的发现，每当这时，就会有许多眼圈儿乌黑的青年男女伤痕累累地来到他的面前，请求公正的裁决。在经济繁荣时代远未到来之前，法院所要处理的事务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完，甚至有时候根本无事可做。然而，这种日子很快就随着高工资时代的到来而结束了，这位法官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务。高工资好像使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知道酗酒闹事、寻衅滋事。
在矿工们眼中，这是个“混乱的年代”，假如他们具备一些自我克制的能力，他们理应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很多煤矿工人，一周有三四天的时间无事可做；而当寒冷的冬季来临，很多靠烧煤来取暖的人却因为无煤可烧而受冻。那些未从事煤矿工作的人的脑海中也许永远残留着这段煤荒时代的恐怖记忆。这段时期，埃科勋爵来到洛廷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特伦特，向那些懒惰、挥霍无度以及企图联合起来保持煤价的矿工们演讲。
他运用他那惊人的道德魅力——那个时代最为稀缺的人格品质——迫切地向他的选民们灌输一些毋庸置疑的真理。就煤荒以及延长煤荒的问题，勋爵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勋爵指出，工人们一周只工作3天，剩下的时间完全被他们浪费掉了。一些人甚至连着一两个星期不参加工作；另一些人一年之内则整整休了100天的假。除此之外，他们的收入都用来做什么了呢？他们想过为将来可能遇到的困境提前着手做准备吗？当“混乱的年代”即将结束，他们是不是打算去领取救济金来维持生活呢？他举出了一个事例，一名矿工需要养活两个儿子，两周的工作使他获得了7英镑。埃科勋爵强调：“我愿意看到那些正在从事矿业的苏格兰人能好好利用这段工资上涨的最佳时机，以勤勉的做事态度来对待工作，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自食其力，积蓄财富，如果坚持这样做下去，总有一天会成为煤矿主。”
“一家报纸曾经披露，一名矿主所获得的年利润相当于一名陆军上尉的年薪；一名挖矿的童工的收入，相当于女王陛下服务队里中尉所得的收入。这一切完全是真实的。”埃科勋爵说，“我自己就有一个男孩，他是一名护旗官。不久前，他荣幸地加入了为女王服务的近卫队。他的薪水还没有你们现在所得的多，而且就目前经济的状况而言，他每天只能领到5先令。”据说那位矿工工作时，会像战士那般奋不顾身。而勋爵所说的那名英勇的男孩，也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公民们并不认为社会的“繁荣”时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物价变得越来越高，道德风气变得越来越差，人们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糟。以前英国工业中值得称道的一些优良品质，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国内的经济开始过多地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国内的贸易发展也在很大的范围内遭受到了国外的冲击，国内商业资本越来越多的流向国外，出现这种情况，厂主与工人双方都有责任。阿伯戴尔勋爵指出，最近工人们在南部威尔士举行的罢工，由他们造成的直接损失已达到了300万英镑。随即带来的后果就是，12万工人因消极怠工而终日闲荡，他们一周内因此损失掉的工资总数就高达15万英镑。
在这一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发生的罢工事件，厂主们的感受可想而知。就算借用那些疯狂的记者的描述也毫不为过。南开郡南部当地的一位大型工厂的厂主说出了自己的感言；“人们越来越沉迷于酒精所带来的快感，寻衅滋事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经济的‘繁荣’让人们慌了手脚，毫无准备，突如其来的高酬薪和公民投票权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在纽卡斯尔附近，有一家大型轧钢厂，这里的轧钢工人可以领到最丰厚的薪水。在这所工厂中，他们一年大概可以获得300～400英镑的收入，针对工人们的报酬，一位厂主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工人们的家庭消费状况令人担忧，他们几乎花掉了所有的钱。”南斯塔弗德地区的一位厂主说：“通常的情况是，钢铁厂的工人在领到工资后的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变得身无分文。当然，也有部分人不是这样，但是这种人实在是太少了。”另有一位南威尔士的厂主观察到：“通常，能够节俭的工人是这样做的，虽然这类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明智的尽量节省每一次开销，将积攒下来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生意中。而剩下的那部分人则从不肯动脑子花钱，往往工资还没有挣到手，欠条已经打了很多份了。这些钱大多数都流进了酒馆老板的腰包，同时也使工人处于更加懒散的状态；由于酒精的作用，他们无法按时从床上爬起来去上班。因而每周三以前的工厂车间都显得空荡荡，人手严重不足。只有等酒劲过去之后，他们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当工资水平下降后，工人们工作的时间相应的延长，而能够到酒馆消遣的时间减少了，当地的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得到了改善，当然，这包括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上的变化。”
另一名观察者也有所发现：在比尔斯顿地区，将近有6000名矿工。他们每年买啤酒和白酒的花费总额超过了5万英镑。这里精明的厂主们已经对工人们的挥霍习性了如指掌，正在研究应对方案。就当地的人口总数而言，市场上供应的家禽肉类实在是有些供大于求，但这大部分是为当地工厂的工人们服务的。这里的居民很少与矿工们接触，确切地说应该是毫无接触。每到周末，居民们常常看可以看到这些衣冠不整、面貌狰狞的矿工到市场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一些人手里提着许多鸡、鸭、鹅，准备当做晚餐，另一些人怀里抱着苦味啤酒和葡萄酒。虽然这时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可一旦被解雇，他们就会因为毫无积蓄而陷入困境之中。不出两个星期，家中的物件和衣服就被典当一空，他们还会因生计问题借酒消愁。
对于桑德兰地区的工人们的生活现况，来自爱丁堡的查博先生作出了以下评论：“带着一种深切地被刺痛之感，我不得不说出我在多个地区发现的同一种状况。事实上，放纵支配着他们的一切生活。丰厚的薪酬也被他们挥霍于毫无节制的纵欲生活。无人想过将来会怎样，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和难民营没什么两样。一位在铸铁厂做技术活的熟练工人，多年来一直有着丰厚的收入，这一点为人们所关注。他每天能得到1基尼，一周下来就有6基尼的收入。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钱都用在了喝酒上。如今，他已被调离原来高工资的工作岗位，现在每周只有1英镑的收入。”
下面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事例。布莱克伯恩地区的一位公务员租了一栋房子，每年付给房主20英镑。他又将房子的地下室租给了一名矿工，每年收取5英镑的租金。这位公务员要养活妻子和4个孩子，还雇了一名仆人。而住在地下室的矿工除了妻子还有5个孩子。公务员一家打扮得很体面，穿戴整洁。平时大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在家玩，没有人去上学。而矿工一家平时总显得有些狼狈，但除了星期天。这一天他们可以从当铺中赎回自己的衣物。每当周末来临，地下室家庭的平底锅就响个不停，这样一直持续到下周一的傍晚。到了周四，衣服又被拿去典当。其实，住在这栋房子上面的公务员家庭的年收入比住在地下室里的矿工家庭的年收入要少一些，一年所得也就只有100英镑，而对方有150英镑的收入。
附近的一位工厂主经常抱怨：“我不会去买羊肉、鲑鱼、嫩鸭，或者馋人的豌豆布丁、刚刚上市的马铃薯、草莓之类的东西。我只能等到它们上市一个多月以后，才敢买它们。”
人们很难对那些自私自利、挥霍无度、没有头脑的高薪工人产生信任感，对他们没有好印象的人常常轻蔑地称呼他们为“下层社会”。其实，如果这些自视清高的人也整天过着奢靡的生活的话，他们与这些“下层社会”的人也没什么两样。事情果真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挥霍放纵的行为比之罪恶之源，是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了。这就好比许多柔弱无助的小生命被一位想当父亲的人召唤到了人世，却因这位毫无责任感、终日在酒馆沉醉的父亲而挨饿受冻，受到最冷酷无情的对待。这样做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不仅如此，下一代也会因此受到非常恶劣的反面影响，家庭的不幸或许会继续延续。父亲一旦身染重疾，便会因此失业，他的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困境。从不为将来打算的父母没有想过做一些以防不测的准备，甚至不知道加入一个互助组织以寻求帮助。因而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一旦病倒，他的妻儿就不得不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如果不幸发生，这些弱小的生命就可能露宿街头或是终日徘徊于慈善组织的大门外，等待索取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过活。
企图对他们阐述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说辞都将是徒劳的，他们早已病入膏肓、恶习难改，他们无意于获得自己的幸福，因而也就对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毫不感兴趣。那些懂得勤俭节约的人应该郑重的告诫他们：要想成为一个有自尊的人，就必须摒弃这种有害的生活方式，遵守节俭、勤勉、自我约束的生活准则，崇尚自食其力的人生，寻求社会的尊重、生活的安定和家人的关爱，以让人信服的作为与影响力赢得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福利。
布朗——牛津历史上最伟大的鞋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名技艺超群的工匠可以成为世上最自得其乐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着足以养活自己的手艺，靠着勤勉、自立和聪颖的品行成为了一个享受健康、成就和快乐的人；假如一周能有30～40先令的收入，稍微节约一点，他就能吃好穿好，使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令别人羡慕。
当休斯·米勒先生回忆起自己仅仅是个周薪不超过24先令的小石匠的岁月，他对15年的工作感受作了一番总结：“将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夸张到惨不忍睹的境地似乎是流行的记录方式。但我自己可以证明，在我拿着木槌和凿子做石匠的一年中，我从没有感到过生活的拮据，我的祖父、两个叔叔以及和我一同当学徒的其他石匠都有着相同的感受，我们的父辈也是这样。我不否认在某些时候，一些技艺超群的工匠也可能挨饿。我也不否认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事实上，多数生活困窘的工人们，在学徒期间未能珍惜时光、尽心学艺，而对以后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这和坐在教室只知道胡思乱想的学生是一样的效果。这正验证了‘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一古训。”
一些社会现状同样令人担忧：我们的国家中有许多享受丰厚酬薪的工人，他们只为满足低级的感官需要而挥霍大量的金钱。很多人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喝到肚子里，甚至喝掉一半收入。如此放纵的生活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简直到了令人可怖的地步；而他们另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根本没考虑过与妻儿们一同分享。
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讨论会上，罗布克先生慷慨陈词：“一名有着两三百英镑年薪的工人，为何会有着残暴、粗俗的品性？这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他不期望被人们看做是一名绅士吗？他不期望有着和我一样体面的房子吗？当我下班回家时，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我会看到我那有着优雅体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和女儿在迎接我的归来。工人们为何就不能享受到这种家庭的温馨呢？我很想知道，一名工人下班回到家，为何没有发现像我家一样摆满丰盛晚餐的桌子？为何不能看到举止优雅、穿着得体、温柔善良的妻儿在等着他？……很多人都看到，大部分工人一旦拿到高薪，就钻进酒馆喝得烂醉如泥，根本没有考虑过为妻儿买些得体的服装。我的收入比他们要少得多，为何他们不能像我一样，把钱用在接受良好的教育上，和家人一同分享学习文化知识所带来的乐趣呢？他们为何不能像我的家庭那样，在晚餐过后，感谢上帝的恩赐，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书本阅读上，而不是到附近的酒馆鬼混呢？如果一个人明知这样做的害处而不告诫他们，却花言巧语的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的话，这个人根本不能算作工人的朋友。”
想弄明白导致工人们这种颓然的生活状态的原因是很困难的。这一定是由原始阶段传下来的某种恶俗造成的，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原始社会的野蛮人崇尚暴饮暴食，直到吃完所有的东西以后，他们才会去捕食或者继续战斗的动力；或者这一切也可能是奴隶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奴隶制度是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之一，在这里只存在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制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在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时代，战斗是自由人才能做的事，奴隶像动物一样做苦力活。家庭中也存在着奴隶制，妻子是丈夫的奴隶，她和在集市上像牲口一样任意买卖的奴隶没有两样。
奴隶制度在我们国家也有着很长时间的历史。恺撒登陆时，它就在那；进入撒克逊时代它还在那，当时的家庭劳务是由奴隶承担的。当时的撒克逊人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子，而爱尔兰人则是他们最大的买家。最著名的奴隶交易市场位于布里斯托尔。在那里，爱尔兰人向撒克逊人购买了大量的奴隶，以当代爱尔兰史学家的说法，当时每一个爱尔兰家庭都使用英国奴隶来做工。
后来，诺曼人征服了英国，奴隶制度继续存在着。唯一的变化就是曾经的奴隶贩子撒克逊人成了征服者的奴隶，并被判定为坏人并终身为奴。根据末日审判书上记载的当时苏塞克斯市路斯镇收费处的记录，我们得以知晓当时的奴隶价格：1便士能买一头牛；4便士可换一个奴隶。注意，不是农奴，而是奴隶，是绝对服从的奴仆。从这时到后来，虽然产生了不同形式，但奴隶制度一直延续着。直至亨利四世统治时期，才有法律规定奴隶、农奴和工匠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在这条法律生效很久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主子的同意，他们的孩子甚至不能信仰基督教。此后，在国王专注于与封建贵族势力作斗争的时期，渐渐放松了对奴隶的控制。国家颁布设立皇家直辖市的法令，规定如果奴隶逃跑后，在外能够藏匿一年零一天而不被找到，那么他们将成为直辖市的自由市民，法律将保障他们作为市民的权利。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格兰岛上的最后一批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而苏格兰岛上的农奴则每没有这么幸运，直到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才获得了解放。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矿工与盐工属于土地的一部分，是随着土地一起买卖的。他们无权要求自己的工资数额。如同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生活，他们得到的食物量仅够使他们拿起锄头干活。
沦为奴隶，没有人想过要积攒些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积攒，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有未来。唯有他们的主人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于是，奴性的、被动的生活习惯被传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今来自爱尔兰的矿工是上个世纪才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的子孙，他们现在一天能有10～14先令的收入。1799年通过的一项立法的序言部分对此有所描述：“鉴于15世纪国王陛下的立法通过之前，大部分的矿工、煤矿搬运工以及盐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定下来，而他们为生的矿场、盐场已有所变化。根据以上立法规定，这些人的奴隶身份当即被消除，同时获得受到立法保护的自由人身份。尽管当前仍有很多人无法摆脱奴隶身份，并受到有关条款的束缚，接受相关的处罚。”以及其他现象。新立法规定他们已获得自由，并不在遭受奴役。奴隶们以前的所得只够填饱肚子，没有积攒的习惯。因而我们认为，矿工们浪费挥霍的恶习，是奴隶制留存在当今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后遗症。
现在的社会与那时的现状完全不一样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工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制的消除所带来的伤痛或许是他们仍旧热衷于喝酒，这一点和爱斯基摩人与北美的印第安人很相像。工人们要有坚强的自我控制力，懂得调节情绪，为今后可能获得的幸福生活而控制住眼前的物欲享受。并以严谨务实、勤勉节制的生活作风赢得社会的肯定，提高工人的地位。
如今的工人阶级要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工人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工人的权利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工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受到宪法的保护。从他们的角度看，社会上保护工人群体利益的工会、报纸、福利社以及其他现代的文明机构遍地都是，他们还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圈中的一员：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建筑家、哲学家以及诗人都出自工人阶层。知识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没有贵贱之分。渊博的学识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文明的积累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当然，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是存在的，也唯有这种追求更高目标的心态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一个人唯有不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社会地位，才有可能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状况。满足感有时意味着裹足不前。
只有当我们感到不满于现状时，我们才会寄希望于将来的时日，才肯花心思计划人生、奋力工作与采取行动。
工人阶级常常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即便他们的劳动所得比专业人士的报酬还要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认真考虑过该怎样改善他们当前这种糟糕的生存环境，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浪费在了酒馆里。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和自己所处的阶级能否获得尊重。他们崇尚这样的理念：贬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相当恶劣的，劳动最光荣！只有懒鬼才是最无可救药的。
斯特林的观点是：“如果工人能够将所从事的工作——不管这项事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与自己脑中最为高明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话，他就能为自己后半生享受无忧的生活而作出有力的保证，并将自己的生活档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许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曾遭遇过挫折，加上那些有能力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一直在袖手旁观，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工人群体的形象一直是低贱和堕落生活的象征。”
联系到收入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过。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的所得比助理牧师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建筑工匠的收入多过随军外科医生；一名轧钢工人一天的收入就超过了1基尼，相比之下，一名海军助理医师的工资则少得可怜，只有14先令，即便度过了3年的助理期，他们一天的所得也只是21先令；大多数非英国国教的传教士的收入和熟练技工的工资差距也很大，而从事账房或者库房办事员工作的人与他们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其实，如果这些熟练掌握技能的工人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他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享有的东西，比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是什么障碍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步伐呢？结论就是工人们没有将宝贵的精力用在提高自己的修养上。他们并不缺钱，缺少的是个人的文化修为。他们自己也很明白，一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由他的收入决定，个人的学识与德行才是关键。工人群体已经错过了很多提升群体形象的机会——他们只知道享受眼前的乐趣而将大把的金钱挥霍于低级趣味中，而从不对激发自己潜在的最可贵的品性感兴趣——这些好的方面在它们本应该享受的社会权益中遭受了排挤。
尽管工人们拿着高薪，但却没有合理利用它们。从很多方面看，工人们依然遵循着他们那个群体所显现的语言、行动与服饰特征。在闲暇时光，他们也同样穿着油渍斑斑的衣服，双手像是总也搓不干净。不管这群人的技艺已经磨炼到如何高深的地步，他们心性却并没有呈现出与技艺同步提高的迹象。尽管他们的钱财是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换来的，但这些所得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影响，而是道德的败坏与沉沦。或许他们吃喝无忧，并沉迷于那些低级的趣味中而无法自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收入被挥霍一空，没有任何的积蓄，他们成了酒馆的牺牲品。一旦遭遇经济的不景气，或者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所击倒，那么他们所能容身的地方只有工房了。
应对这种种可悲的事实应做些什么呢？有些人提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有些人说应该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住房条件与贤良的母亲与妻子。不可否认，所有这一切都能对人们的品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影响。但它们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无知，在工人群体提升他们的品性之前，无知一直纠缠着他们，并且会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在采取以上这些举措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之前，应该将节俭和为长远打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但有多少人认为无知也是力量呢？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无知的力量造成了比知识更为强大的影响，无知占据着统治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主导性，才使得现代社会还存在着专制制度的统治。
无知造成了人类之间的各种冲突。国家不得不为此设立监狱与收容所，借助警力来维持秩序。国家所有的物质财富由这种无知的势力所创造，并按照这一势力的需求，为它们所用。因而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势力之下，承认无知的力量。
无知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识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拥有。那么，我们应该致力于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学会思考、受到教育继而充满智慧。只有这样，在与无知作战的过程中，知识才能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这一时刻远未到来。
如果你看过一份犯罪记录，你就会发现，高智能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巨大。在一名具备较高学识和智慧的人犯罪的同时，会有100个无知的人牵连其中。另一方面，从对所有种类的酗酒和挥霍行为的统计数量上看，无知者占绝大多数。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
最让国人感到忧虑的是，因无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疾病。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组成各种团体，花费精力和财力来研究解决的方案。然而，无知的影响力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之对抗几乎毫无胜算，人们所作出的努力实在是微不足道。于是，人们在绝望中苦苦挣扎，最终放弃了目标，或是在罪恶的力量面前选择了退缩。
“正确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雅各喊道。当然，为了公平起见，他也同样会说：“错误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就无知者的喜好与接受能力来看，错误言论的影响远比正确言论强大。这种论调与他们愚昧、偏激与空虚的特性相符，并控制着他们的思想。正确的言论往往对他们毫无作用，就像听到外语一样无动于衷。那些学识渊博人士的正确思想不为他们所理解，常常被当做耳旁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明白。
饮食专家们可能会举办健康饮食讲座，而卫生局则每年编写一些卫生手册在人群中散发；但是会有一多半的人不去理睬，剩下的人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去关注。人们对健康卫生问题视而不见。当流感盛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个病源，诸如不具备排污系统的肮脏街区、噪音污染和传染病的多发地区、臭气熏天、垃圾满地的人居环境、缺乏饮用水和新鲜空气的人口密集地区。死亡导致家庭的解体，很多没有生活来源的寡妇和孤儿只得靠领取救济金过活。无知无不以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向我们炫耀着它那可怕力量。
降低这种可怕影响力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传播文化知识。这就如同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驱散寒冷与黑暗，在夜间作怪的猫头鹰、蝙蝠和其他夜行动物也随之消失一样，它使人们受到教育，赋予人们更多的智慧，使每个人都变得明智，从而使犯罪率降低，酗酒、挥金如土和无视法律的行为以及一切罪恶的势力都将在与人类文明的较量中受到制止和削弱。
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仅赋予人们智慧是远远不够的。聪明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个高智商的罪犯；他越是聪明，所犯下的罪行也更加恶劣。有鉴于此，人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之下。因为教育本身并不具备消灭邪恶势力的作用。渊博的学识与道德品行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受过教育、思维敏捷、才学过人的人缺乏与其学识相匹配的德行，他们终日沉迷于浮华的生活，饮酒作乐、迷失堕落。因此教育必须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下才能发挥它正面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贫民阶层品行败坏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所起到的作用。即便人们能够挣到很多的钱，他们的幸福指数也不会随之提高，因为钱财并不能左右幸福；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增长的收入可能带来生活的不幸。更多的收入意味着更加频繁地进出酒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由于酗酒所引起的暴力事件的激增和犯罪率的提高。
在布莱斯顿劳教所从事牧师工作的克莱先生认为酗酒行为罪大恶极。他用文字描述道：“这一罪行还在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向更大的范围扩散。它排斥任何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它阻碍真理和光明进驻贫苦人的家和灵魂……不管这种罪行的源头在哪儿，很明显的一点是，无知——对宗教信仰的无知是这一犯罪心理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罪行与人们喝酒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后果，成为了罪恶之源。”
已辞世的阿瑟·赫尔普斯爵士在论及贫富差距、增收与合理消费的问题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番话收录在《议会中的朋友》一书中：
“我的看法是：即便处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全国每年发放的工资总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它的数额足以缓解工人们目前生活的窘困。但前提是这些钱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我个人并不认为穷人们有能力单独做到这些，比他们地位更高和能力更强的人理应伸出援助之手支持帮助和引导他们（不仅是给予钱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挣钱的法子），穷人们自己会处理好其他的事情。事实上，富有者完全有能力激发那些穷人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不过前提是穷人们克服掉酗酒这项最恶劣的行为。
从长远来看，穷人们要想继续生存下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注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的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如何合理消费。我相信，目前厂主们的管理经验将可以证明我的意见：通常，在两者家庭状况和生存环境都相同的情况下，一名周薪可以拿到20先令的人，不能享受到每周只拿14先令的人所享受到的舒适生活，或者不能比后者拥有更多的存款，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如果他是一个节俭和懂得为长远利益打算的人，那么他所拥有的财富就会比他那些不懂得花钱的同事高出许多倍，在消费的方式上也比那种只知道整天用酒来满足自己的人高明许多。”
尽管眼前的情况让人觉得希望渺茫，但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通过教育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努力，终有一天会令人们的道德风貌和生活观念有所转变，变得更加实事求是、谨慎和有道德修养，在这些美好德行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更加理性的支配自己的收入，勤俭节约、计划周详，并考虑到下一代的成长需要，尽力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一位德国作家曾说过，教育是赋予儿童最增值的财富，这和到银行存款是一个道理，父母为他们保存。当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他们选择了哪一个方面，父母们都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很显然，教育所创造的价值和金钱是等价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地利用它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可以使人们提高运用头脑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增加收入的能力。
不管怎样，一个人学到知识终归是件好事情。即便只从增加物质利益的方面考虑，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习知识也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别是对净化人的品行道德方面的知识追求更加值得提倡。莱恩·普雷菲尔博士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工业国家之间的竞争将会演变成知识的竞争。因而英国应该在现阶段做好对工人阶级的智育和德育方面的准备，不然的话，要不了多久，英国就会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
爱丁堡的布鲁斯特先生曾经说过：“如果物质层面上的科学真理只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所掌握，那么，这些真理不会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安定作出任何贡献，如此局限的精英群体也不会成为社会的福音。相对而言的世俗知识和神学知识，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气质。在它们培育社会风气和驱散邪恶势力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能从社会结构这一庞大的体系中感知它们的影响力，还应该在社会体系的细枝末节中也能够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需要知识作为净化道德空气的清新剂，用它造福于人类。无知是弥漫人间的毒雾，而知识就是驱散毒雾的清新的凉风。一个国家或许能够躲过瘟疫、战胜饥荒，但在面对愚昧无知所造成的灾祸时却表现得束手无策。无知这个魔鬼将人间变成了地狱，邪恶势力大行其道，骚乱事件频繁发生。它无视人间的法律，将人类美好的家园变成野兽狂欢的野地。因而，知识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既要惩处罪犯，也要预防犯罪。正像它教育人们服从法律的同时，也使人们认知法律。如果它真的决定这么做了，它会把显现立法者的智慧和伟力的无上真理全部传授给人们。所以，国家普及教育的行为就是播撒知识种子的行为，这也是在培育人民谦虚谨慎的行事方式与科学的人生态度，使之成为文明守法的公民。”
公办学校率先作出了普及教育的努力，但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完善的教育体系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我们还不能对目前的工作效果作出客观的评判。但是如果我们也能达到德国教育的普及程度，那么我们国家的实力就会在20年中得到迅速的提高。教育已经使德国人远离了酒精的困扰，如果国人也能够做到这点，并且自觉养成勤俭持家的习惯，有效控制家庭的人口数量，那么，由无知所造成的社会悲剧就会日趋减少。
我们对此应该有信心：随着为工人们服务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股清新的道德之风将会在他们当中形成，每个人行事严谨，自觉地按照勤俭持家的标准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这一切改变都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已故的诺丁汉姆市长威廉·费肯先生出身于工人阶级，他曾指出：“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摆脱原有的不如意的生存环境，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别人节省更多的钱财。他的每项支出都能为自己和家人带来实际的利益和有益的促进。要做到这些，应该从节俭着手，首先挤出一些资金作为财富积累的基础，这是向自立之路迈出的第一步。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出身贫寒、身份低微的工人正在以勤恳的工作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朝真正的独立迈进，如同那些勤谨实干的商人们一般，这是值得人们尊重和提倡的做法。但能够实现这种生活的前提是，总的消费数额应该限制在自己的收入范围之内，即便碰到计划之外的支出项目，也应该考虑从其他的方面来弥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花费，将钱财用到能够履行责任或者体现良知道义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需要人们不懈的努力，按照勤俭的生活方式严格地要求自己，眼光长远并能放弃眼前的一些利益。在人们所树立的众多远大的目标中，这是最基本的人生坐标。我非常了解，对于那些靠自己的双手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赚取微薄工资的人，这一切到底有何意义。就像我对工人们发表的演说中所表明的并得到实践证明的观点，我可以再次宣称：如果已经实现了我所提倡的自主与自立的生活，那么你将会发现，这种生活方式所创造的价值远比你所付出的东西多得多，当然，所获得的价值总量也因人而异。在我们的工业生产中，任何熟练掌握技术的工人都能够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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