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近乎勇
在所遇到的怪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承认错误的话，没有听到一句表示歉意的话，完全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硬碰硬做法。不知道我们祖先做了多少坏事，造了多少孽，竟触玉皇大帝之怒，罚使我们这些子孙，一个个横眉怒目，嘴硬如铁，坚不吐实，死不认错。天乎，中国人何时才能赎罪完毕，再恢复一团祥和——一副笑容和勇于认错的嘴巴也。
——续《大男人沙文主义》
（一）
随手翻开小学时的德育书籍，看到一则关于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事。那是华盛顿小时候发生的故事。一天，小华盛顿的爸爸给了他一把斧子，要他把影响果树生长的杂枝砍掉，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小心自己那两棵心爱的樱桃树。小华盛顿拿着斧子开心极了，答应了一声，就跑到院子里，快乐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斧子。等树砍完了，他才发现自己把爸爸心爱的樱桃树也给砍倒了。到了晚上，爸爸一回来就看见了被砍倒的樱桃树，愤怒地说：“如果让我发现是谁干的，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他。”他把家里的人都叫了出来，问：“是谁砍了我的树？”小华盛顿偷觑了爸爸一眼，低声说：“对不起，是我砍了你的树，我不是故意的。”爸爸看了他一会儿，笑着抱起他说：“我的好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要你说一句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要诚实，要勇于认错。
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礼记·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孟子的“知耻而后勇”等等。只要有心，翻阅古今中外的那些智慧格言、典故、神话就会发现，与这类似的故事多不胜数。在我们古代先哲的眼中“知错能改”毫无疑问被视为是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品质。
但是这种品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却极为罕见。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按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基本上，中国人头可断血可流，唯这“认错”二字的实现是难上加难。而且，自己不认错就算了，即便看到人家错了，也不能直说。没什么关系的选择默而视之，任其发展；关系不错的，才要说上两句，但说的方式也是委婉地劝之诱之，使他自己发现错误，万不能一语道破，否则只怕犯错者会面上一红，接着脸色一白，咬紧了牙关，大有要跟你辩上三天三夜的架势，以证明错的是你而不是他。这还是碰上君子了，若倒霉说破了小人的错处，从今以后你可就危险喽，因为你要时刻提防此类人的秋后算账。学术上如此，生活中更是如此。
设想一下，假如你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位美丽娇俏的小姐，她生得一张芙蓉面，身材婀娜若柳，从头到脚无处不美好，就是没拉上裙子的拉链，春光外泄。你会怎么做？告诉她“喂，你拉链开了。”那她得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是一位男性，恐怕你这种仗义执言的后果不是要挨一个大耳刮子，就是要被啐一口，怒曰：“臭流氓！”假如你不说，等这位小姐自己发现了，羞得满面通红，举目四望，却发现就你一人在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没拉上的拉链，你怕是还逃不了“流氓”的嫌疑。我们两相权衡之下，决定将眼睛调开漠视到底。至于那外泄的春光谁爱看谁看。于是，她就挂着这种“错误”在大街上招摇，扬着修长洁白的颈子，迈着自信高傲的步伐，将人们的侧目归结为为她伟大的魅力所倾倒。直到她自行发现，或是终于碰上个不怕死的，神秘兮兮地对她说：“小姐，对，就是你，你拉链没拉上。”
由上，我们不难想象，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懂礼仪的中国人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小到别人没拉拉链，大到学术研究、政策实施。只要你想告诉他“你错了”，就必须思前想后，计量一番，再去实施。否则即使你是好意，也一样得挨人家的埋怨。
呜呼，若论中国上下，也只有幼稚园里的小朋友会清晰直白地说出别人的错处吧！
（二）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交往，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尤其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这种文化差异就更为明显。而排在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行为之首的，还要属中国人的“面子”观。在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脸谱》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然而在中国，“面子”不仅仅指人的脸面，它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性名词，其含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表达的范围，或许比那些心领神会的词语的意义还要广泛。
想要弄清楚“面子”的含义，就算只是要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也要事先明白“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戏剧本能。几乎可以说，戏剧是这一种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程度，同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狂热不分上下。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触动，中国人都会沉迷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戏剧中的人物。置身于戏剧的场景之中，中国人会像戏中人物一般行礼、下跪、躬身、叩头”。
而这些行为在西方人眼中，即便不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也会被看作是种无趣的表现。然而它却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核心模式。
柏杨先生认为，当一个中国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启动的时候，即便只有两三位听众，他们也会像面对上百万民众一般，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仅要对你说、对他说，我还要对你们大家说。’假如麻烦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像绅士般自称自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走下舞台’的；假如这些麻烦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就‘下不了台’。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现实毫无瓜葛。”
他们只是像演员那样，预演自己事先写好的剧本，并且要求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得到完美处理，以达到他们戏剧心理的需要。至于现实之中，台下的观众是怎么想的，事实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只要你给了喝彩，就完全与他们没有关系了。而那些诸如行礼、下跪、躬身、磕头之类动作的产生，道理亦同，因为使用它们可以增加那些戏剧的戏剧效果，使剧情更富感染力。感染力上升到一定阶段，也就成为事实了。
在这样一种情结下，但凡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几乎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戏剧情结。他们在预先给自己设定好的舞台上，走出自认为完美的舞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揣测着台下观众是怎样的热切、怎样的欢呼。同样的，台下的观众也在自己的舞台上，只不过他们这个场次的内容是看戏，于是他们设想着这场戏是如何的精彩，演员演得又是如何的认真，到了结尾，自己又是如何激动的鼓掌等等。然后他们就按他们想的做了，从来没有人关心戏的本身，戏外的现实。所以中国人的眼中，总是充满了“邪不胜正”“有情人终成眷属”“功成名就”等这样美好的幻想，并认为它们切实存在。
一旦有一天，你的话让他们从那些美好的幻梦中醒觉，或者让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足以破坏剧情完美的错误，他们就会觉得“下不了台”，观众喊了“倒好”没面子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非要与你争辩一番，直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争回了面子。
而我们这些可爱的国人，将这种祖先流下来的传统十成十的继承了下来，并发挥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那些昔日的（诸如“天朝上国”这出戏的）教训，并没有将我们从戏剧中拉回现实。这也成就了今天的“死不认错”中国人。所以，我们的德育教材中，那个关于小华盛顿的故事，只是挖掘到了“诚实”这一层面，却没有将它挖掘到“勇于认错”这个深度上。
（三）
当然，中国人不愿意认错并不代表他不会认错，当他被逼到人生的某个死角，一些聪明之辈还是会认错的。正所谓“死不认错”，不死就认错。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这么一位偷生“认错”的枭雄。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要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军在太湖一带交锋。越军败北，勾践召集国民，当众认错：“寡人无能！”并且听从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后来文种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送了一批美女和珍宝给他，请他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的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勾践知道后，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了吴国。在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大坟旁边的一间石屋里，为他喂马。范蠡则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都要给他拉马。
有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治夫差的病，可是夫差不让勾践接近他，勾践说只能尝夫差的屎来治病。果然，夫差的病被勾践治好了。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了。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问道：“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甚至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褥子。
从策略上说，勾践在民众面前主动认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他通过国君认错这一戏码，将还在自怨自艾，自认将成亡国奴的国人们从预设的悲剧中拉了出来。接下来的尝屎治病也好，送美女西施也罢，都成功的将吴王夫差引到了他的迷魂阵中，消磨掉他的戒心和斗志。最后一招十年磨一剑，终将这部于他应以悲剧结尾的戏，变成了一出大喜剧。由此看来，印证了那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吧！
一个生活在梦幻中靠剧本生活的人，是很容易迷失掉自己的，只有那些既清楚现实，又十分善于用剧本勉励自己的人，才能凌驾这出戏之外，并利用人们的戏剧心理，将这出戏导演到自己预设的结局上，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那些“死不认错”的主，就只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在那死磕，直到历史的车轮碾过，证明了他的错误。
其实，错误本身并不可怕，谁不会犯几个错。承认它，改正过来，它产生的问题就会解决。可一旦你否认它，硬说错的是对的，那换来的就只是为了掩盖这个错误而产生的更多的错误。就像一个贪污犯，他刚开始可能只是从公款中拿点钱去炒股票，数目并不大。可是偏他倒霉，每支见涨的股票到了他手里就赔。他越看越急，心想“坏了，挪用的公款怎么赔呀！”想着想着，心一横，干脆再挪一笔，他就不信下次他还会这么倒霉。结果款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到他再也还不上这笔钱，直到他因此进了监狱。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错误也是如此，就像水管向下滴水，你忽略它并对自己催眠说，水管漏水是正常的。那么你只能做好屋子被水淹的准备。当有人告诉你做错了时，承认错误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走上“蔡桓公”的老路。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其意义就在于此。人们只有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才会在未来改正它。人们只有为它感到羞耻，才会将它彻底的根除掉。同样，人们只有将错误改正过来，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走得更加平稳。可惜我们多数人没有这种直面错误的勇气，不管是面对自己的错误还是面对别人的错误。
看着窗外的暖阳，记忆中勃兰特那震撼世界的一跪再次浮现在了我眼前。1970年12月7日，一个属于勇敢者的日子，在这一天，一个总理给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从这天起世界上空一直回响着这样的声音——知耻谓之勇。
柏杨先生在文章中说：“从街头到街尾，只看见猩猩的擂胸嚎叫!从街头小市民的冲突，到堂堂的‘议会’，都不时地有这种猩猩症候群发作。不单纯是礼貌，而是理性的萎缩，中华人似乎在一个庞大的原始丛林里成长。”
究其原因，先生认为，两千年来，在暴君暴官的凌虐下，国人既屈辱，又愤怒，变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怎么样才能尊重别人、包容别人。因此，国人“就像丛林中的黑猩猩族群，一遇到倾盆大雨，就跳出来，双拳擂胸，向天嚎叫。这种场面，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
泱泱中华，堂堂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出现如此堕落的景象？“中华文化先天地缺少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令人焦虑。如果再检验出来缺乏理性，那就实在使人加倍焦虑。”一个尊严地活着的人，他不会是一个缺少理性的人，更不会不尊重别人的尊严，也绝不会是一个赤裸裸的黑猩猩。黑猩猩绝不会向理性屈服，它只畏惧巨棒!
有一则小幽默：一个美国人问他的华人朋友说：“上海到南京有多远？”朋友说：“四百里！”美国人假装大惑不解：“不，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讲‘轮’，从不讲‘里’的。”这位华人朋友好不容易才醒悟过来：原来他在讽刺中国人从不讲理!
国人的灵性被酱住，使文化停滞已够可怕，如果再继续地沉沦，“势将真正回归到原始丛林”。柏杨先生呼吁国人要早一点进行思考，缔造另一种新的理性文化，再不要出现擂胸嚎叫、死不认错的场面。
柏杨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建议说：“无论在会议上，或在大庭广众下，抑或在和人辩论中，如果发觉自己就要发飙，不妨心头默念十八字真言：‘那家伙想教我学黑猩猩表演呀!连门都没有!’”
在所遇到的怪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承认错误的话，没有听到一句表示歉意的话，完全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硬碰硬做法。不知道我们祖先做了多少坏事，造了多少孽，竟触玉皇大帝之怒，罚使我们这些子孙，一个个横眉怒目，嘴硬如铁，坚不吐实，死不认错。天乎，中国人何时才能赎罪完毕，再恢复一团祥和——一副笑容和勇于认错的嘴巴也。
——续《大男人沙文主义》
（一）
随手翻开小学时的德育书籍，看到一则关于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事。那是华盛顿小时候发生的故事。一天，小华盛顿的爸爸给了他一把斧子，要他把影响果树生长的杂枝砍掉，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小心自己那两棵心爱的樱桃树。小华盛顿拿着斧子开心极了，答应了一声，就跑到院子里，快乐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斧子。等树砍完了，他才发现自己把爸爸心爱的樱桃树也给砍倒了。到了晚上，爸爸一回来就看见了被砍倒的樱桃树，愤怒地说：“如果让我发现是谁干的，我一定要严厉地惩罚他。”他把家里的人都叫了出来，问：“是谁砍了我的树？”小华盛顿偷觑了爸爸一眼，低声说：“对不起，是我砍了你的树，我不是故意的。”爸爸看了他一会儿，笑着抱起他说：“我的好孩子，我宁愿失去一百棵树，也不要你说一句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小朋友，要诚实，要勇于认错。
相类似的说法还有《礼记·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孟子的“知耻而后勇”等等。只要有心，翻阅古今中外的那些智慧格言、典故、神话就会发现，与这类似的故事多不胜数。在我们古代先哲的眼中“知错能改”毫无疑问被视为是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品质。
但是这种品质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却极为罕见。中国人的特点之一，按柏杨先生的话说就是“死不认错”。基本上，中国人头可断血可流，唯这“认错”二字的实现是难上加难。而且，自己不认错就算了，即便看到人家错了，也不能直说。没什么关系的选择默而视之，任其发展；关系不错的，才要说上两句，但说的方式也是委婉地劝之诱之，使他自己发现错误，万不能一语道破，否则只怕犯错者会面上一红，接着脸色一白，咬紧了牙关，大有要跟你辩上三天三夜的架势，以证明错的是你而不是他。这还是碰上君子了，若倒霉说破了小人的错处，从今以后你可就危险喽，因为你要时刻提防此类人的秋后算账。学术上如此，生活中更是如此。
设想一下，假如你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位美丽娇俏的小姐，她生得一张芙蓉面，身材婀娜若柳，从头到脚无处不美好，就是没拉上裙子的拉链，春光外泄。你会怎么做？告诉她“喂，你拉链开了。”那她得多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是一位男性，恐怕你这种仗义执言的后果不是要挨一个大耳刮子，就是要被啐一口，怒曰：“臭流氓！”假如你不说，等这位小姐自己发现了，羞得满面通红，举目四望，却发现就你一人在那，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没拉上的拉链，你怕是还逃不了“流氓”的嫌疑。我们两相权衡之下，决定将眼睛调开漠视到底。至于那外泄的春光谁爱看谁看。于是，她就挂着这种“错误”在大街上招摇，扬着修长洁白的颈子，迈着自信高傲的步伐，将人们的侧目归结为为她伟大的魅力所倾倒。直到她自行发现，或是终于碰上个不怕死的，神秘兮兮地对她说：“小姐，对，就是你，你拉链没拉上。”
由上，我们不难想象，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懂礼仪的中国人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小到别人没拉拉链，大到学术研究、政策实施。只要你想告诉他“你错了”，就必须思前想后，计量一番，再去实施。否则即使你是好意，也一样得挨人家的埋怨。
呜呼，若论中国上下，也只有幼稚园里的小朋友会清晰直白地说出别人的错处吧！
（二）
东方人和西方人的交往，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尤其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这种文化差异就更为明显。而排在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行为之首的，还要属中国人的“面子”观。在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脸谱》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然而在中国，“面子”不仅仅指人的脸面，它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性名词，其含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表达的范围，或许比那些心领神会的词语的意义还要广泛。
想要弄清楚“面子”的含义，就算只是要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也要事先明白“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戏剧本能。几乎可以说，戏剧是这一种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程度，同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狂热不分上下。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触动，中国人都会沉迷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戏剧中的人物。置身于戏剧的场景之中，中国人会像戏中人物一般行礼、下跪、躬身、叩头”。
而这些行为在西方人眼中，即便不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也会被看作是种无趣的表现。然而它却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核心模式。
柏杨先生认为，当一个中国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启动的时候，即便只有两三位听众，他们也会像面对上百万民众一般，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仅要对你说、对他说，我还要对你们大家说。’假如麻烦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像绅士般自称自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走下舞台’的；假如这些麻烦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就‘下不了台’。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现实毫无瓜葛。”
他们只是像演员那样，预演自己事先写好的剧本，并且要求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得到完美处理，以达到他们戏剧心理的需要。至于现实之中，台下的观众是怎么想的，事实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只要你给了喝彩，就完全与他们没有关系了。而那些诸如行礼、下跪、躬身、磕头之类动作的产生，道理亦同，因为使用它们可以增加那些戏剧的戏剧效果，使剧情更富感染力。感染力上升到一定阶段，也就成为事实了。
在这样一种情结下，但凡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几乎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戏剧情结。他们在预先给自己设定好的舞台上，走出自认为完美的舞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揣测着台下观众是怎样的热切、怎样的欢呼。同样的，台下的观众也在自己的舞台上，只不过他们这个场次的内容是看戏，于是他们设想着这场戏是如何的精彩，演员演得又是如何的认真，到了结尾，自己又是如何激动的鼓掌等等。然后他们就按他们想的做了，从来没有人关心戏的本身，戏外的现实。所以中国人的眼中，总是充满了“邪不胜正”“有情人终成眷属”“功成名就”等这样美好的幻想，并认为它们切实存在。
一旦有一天，你的话让他们从那些美好的幻梦中醒觉，或者让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足以破坏剧情完美的错误，他们就会觉得“下不了台”，观众喊了“倒好”没面子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非要与你争辩一番，直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争回了面子。
而我们这些可爱的国人，将这种祖先流下来的传统十成十的继承了下来，并发挥到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那些昔日的（诸如“天朝上国”这出戏的）教训，并没有将我们从戏剧中拉回现实。这也成就了今天的“死不认错”中国人。所以，我们的德育教材中，那个关于小华盛顿的故事，只是挖掘到了“诚实”这一层面，却没有将它挖掘到“勇于认错”这个深度上。
（三）
当然，中国人不愿意认错并不代表他不会认错，当他被逼到人生的某个死角，一些聪明之辈还是会认错的。正所谓“死不认错”，不死就认错。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这么一位偷生“认错”的枭雄。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要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军在太湖一带交锋。越军败北，勾践召集国民，当众认错：“寡人无能！”并且听从范蠡的建议，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后来文种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送了一批美女和珍宝给他，请他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的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勾践知道后，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了吴国。在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大坟旁边的一间石屋里，为他喂马。范蠡则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都要给他拉马。
有一次，夫差生病了，勾践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治夫差的病，可是夫差不让勾践接近他，勾践说只能尝夫差的屎来治病。果然，夫差的病被勾践治好了。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了。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问道：“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甚至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褥子。
从策略上说，勾践在民众面前主动认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他通过国君认错这一戏码，将还在自怨自艾，自认将成亡国奴的国人们从预设的悲剧中拉了出来。接下来的尝屎治病也好，送美女西施也罢，都成功的将吴王夫差引到了他的迷魂阵中，消磨掉他的戒心和斗志。最后一招十年磨一剑，终将这部于他应以悲剧结尾的戏，变成了一出大喜剧。由此看来，印证了那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吧！
一个生活在梦幻中靠剧本生活的人，是很容易迷失掉自己的，只有那些既清楚现实，又十分善于用剧本勉励自己的人，才能凌驾这出戏之外，并利用人们的戏剧心理，将这出戏导演到自己预设的结局上，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那些“死不认错”的主，就只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在那死磕，直到历史的车轮碾过，证明了他的错误。
其实，错误本身并不可怕，谁不会犯几个错。承认它，改正过来，它产生的问题就会解决。可一旦你否认它，硬说错的是对的，那换来的就只是为了掩盖这个错误而产生的更多的错误。就像一个贪污犯，他刚开始可能只是从公款中拿点钱去炒股票，数目并不大。可是偏他倒霉，每支见涨的股票到了他手里就赔。他越看越急，心想“坏了，挪用的公款怎么赔呀！”想着想着，心一横，干脆再挪一笔，他就不信下次他还会这么倒霉。结果款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到他再也还不上这笔钱，直到他因此进了监狱。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小错误也是如此，就像水管向下滴水，你忽略它并对自己催眠说，水管漏水是正常的。那么你只能做好屋子被水淹的准备。当有人告诉你做错了时，承认错误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走上“蔡桓公”的老路。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其意义就在于此。人们只有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才会在未来改正它。人们只有为它感到羞耻，才会将它彻底的根除掉。同样，人们只有将错误改正过来，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走得更加平稳。可惜我们多数人没有这种直面错误的勇气，不管是面对自己的错误还是面对别人的错误。
看着窗外的暖阳，记忆中勃兰特那震撼世界的一跪再次浮现在了我眼前。1970年12月7日，一个属于勇敢者的日子，在这一天，一个总理给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从这天起世界上空一直回响着这样的声音——知耻谓之勇。
柏杨先生在文章中说：“从街头到街尾，只看见猩猩的擂胸嚎叫!从街头小市民的冲突，到堂堂的‘议会’，都不时地有这种猩猩症候群发作。不单纯是礼貌，而是理性的萎缩，中华人似乎在一个庞大的原始丛林里成长。”
究其原因，先生认为，两千年来，在暴君暴官的凌虐下，国人既屈辱，又愤怒，变得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怎么样才能尊重别人、包容别人。因此，国人“就像丛林中的黑猩猩族群，一遇到倾盆大雨，就跳出来，双拳擂胸，向天嚎叫。这种场面，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生命”。
泱泱中华，堂堂的礼仪之邦，为什么出现如此堕落的景象？“中华文化先天地缺少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令人焦虑。如果再检验出来缺乏理性，那就实在使人加倍焦虑。”一个尊严地活着的人，他不会是一个缺少理性的人，更不会不尊重别人的尊严，也绝不会是一个赤裸裸的黑猩猩。黑猩猩绝不会向理性屈服，它只畏惧巨棒!
有一则小幽默：一个美国人问他的华人朋友说：“上海到南京有多远？”朋友说：“四百里！”美国人假装大惑不解：“不，你们中国人一向都是讲‘轮’，从不讲‘里’的。”这位华人朋友好不容易才醒悟过来：原来他在讽刺中国人从不讲理!
国人的灵性被酱住，使文化停滞已够可怕，如果再继续地沉沦，“势将真正回归到原始丛林”。柏杨先生呼吁国人要早一点进行思考，缔造另一种新的理性文化，再不要出现擂胸嚎叫、死不认错的场面。
柏杨先生还不无幽默地建议说：“无论在会议上，或在大庭广众下，抑或在和人辩论中，如果发觉自己就要发飙，不妨心头默念十八字真言：‘那家伙想教我学黑猩猩表演呀!连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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