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警官眯缝着眼睛，笑着回答道，“我想这是你遇到的最棘手的案子，你最好还是先到西德尔先生那儿去一趟吧。”
警官带领我们走过一段长廊，然后停留在一个大而简陋的房间门口。门是开着的，向里望去，一张大桌子后面正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绅士。
“你好吗，医师？”这位绅士先开口说道，同时站起身与宋戴克握手，“我知道您大驾光临的目的，你是不是想看看那个拇指印？”
“你真是聪明，完全正确。”宋戴克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在他介绍过我之后，继续说道：“上一次我们是同队盟友，这一次可要唱对台戏了。”
“你说得很对，”西德尔先生赞同地说，“这一次我们要把你击溃。”
说完，西德尔拿出钥匙将抽屉打开，从里面的一个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那张纸看上去很像穿孔备忘录上的纸。纸的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3月9日下午7点3分由诺柏送来。J。H。”。纸上一端有一片深色的血迹，有点模糊，很显然是手指在上头压到留下的。这片血迹旁还有两三块小面积的污渍，最显眼的就是那个清晰的拇指印了。
宋戴克仔细地察看那张纸，将上面的血指印与血渍痕迹进行比对，久久没有说话。西德尔先生却在一旁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
“辨认这个指印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警官说。
“的确，”宋戴克表示赞同地说，“这个指印的效果非常好，即使那道疤痕都算得上是清晰到了极点。”
“是的，”西德尔先生点点头说，“这道疤可是说明了一切呀。我想你应该也拥有一份这个指印的样本吧？”
“嗯。”宋戴克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声。
随即从他的夹子里将那张放大的照片拿了出来。西德尔先生一看到这个立刻大笑起来。
“怎么放这么大，不戴眼镜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笑得喘不过气，“我想只要放大三倍就可以了。你把它分割成许多小方格了，嗯，这种想法不错哦，可是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或者说是郝贺德的方法，我们还要向他学习——好像比你这个好一些。”
宋戴克并不在意他说的这番话，而是从档案夹里将一张拇指印的放大照片拿了出来——它被放大了四英寸长。西德尔先生发现，这张纸上的指印用细字笔做了许多数字标记，分别标记在“岛纹”、“分文”，或其他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地方。
“这个数字记号，”西德尔先生讽刺地说，“好像比你那个方格法看上去好得多，因为这些数字都标记在了重要的地方，不像那些方格或直线的交叉点，大多都落在了不重要的地方。我还要提醒你，我们不会让你在原图上做这些记号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照片，我想是一样的。”
“其实，我正想向你借原图拍张照片呢。”宋戴克微笑着说。
“这个没问题，”西德尔先生很爽快地说，“如果你想自己动手拍的话，那么请便。我知道你这种人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事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就不奉陪了。约翰逊巡佐会协助你的。”
“好的，他顺便可以看着我，以免我顺手把这么珍贵的原件偷走。”宋戴克看着渐渐走近的这位巡佐笑着说。
“哦，请不要这样理解。”巡佐故意对宋戴克咧嘴笑。
西德尔回到办公桌前。宋戴克将我们带来的大箱子打开，把那个显微镜拿了出来。
“啊？我说，你该不是要把它放到这个大家伙下面吧？”西德尔先生惊讶地大叫了一声，他的样子除了惊讶还有一种对此很好奇的感觉。
“拿了人家的钱就得为人家做点什么吧。”宋戴克一边开玩笑地说，一边将显微镜架了起来，还在上面多拴上了两个接目镜，“仔细看着哦，我可是一个诚实的好人。”
宋戴克故意对巡佐说了这一句。
“我会仔细看着的，先生。”巡佐毫不示弱地回答道。
宋戴克将那张纸夹在两片玻璃片中间，又将玻璃片放到了显微镜的置物盘上，开始调焦距。而那位敬业的巡佐就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此时我也正认真地看着宋戴克进行着这桩精心而又复杂的大工程！他先选用六英寸的接物镜看了一眼，又将半寸的接物镜转了过来，又换了一片更高倍率的接目镜，然后便在这个倍率的接物镜下谨慎地观察了片刻，最终将指印放到了镜下。宋戴克聚精会神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小酒精灯——里头装着的应该是钠盐的酒精溶液，因为被点燃的酒精灯闪耀出黄色的钠盐火焰。然后他把一个接物镜拿掉，换上了一个分光器，将酒精灯移到显微镜的镜子旁，调整分光器。显然我这位伟大的朋友在调整光谱中的“D”线（或称钠线）。
复杂的调整终于完成了，宋戴克重新通过直射光和反射光对血渍和指纹进行检测，偶尔还会在记事本上画下一两个图。然后，他把酒精灯吹灭，与分光器一起放回箱子里，从中又拿出测微器来（它只是一片很薄的玻璃，约三英寸长、一英寸半宽），平压在指纹上。
用夹子将指纹印固定好后，宋戴克便开始缓缓地移动测微器，对比着显微镜下的原图和他手上的那张放大图。他十分耐心地调整着，最后，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想我现在已经将原图和照片上的位置对应好了，接下来就要请这位约翰逊巡佐帮助我把这个图拍下，好让我们带回去慢慢检查。”
说着，我这位朋友从盒子里拿出一架底片为卡片型的照相机来，然后将显微镜转成水平角度，再把装照相机的盒子抵着三只铜脚立成一个小桌面，把照相机放在上面，正好与接目等高。
照相机的镜头与一个黑皮革套筒相接，套筒的另一端则与显微镜的接目镜相连，而且宋戴克还用一卷强劲的橡皮绷带将套筒和接目镜的相交处捆上几圈。这样一来，照相机和显微镜之间便制造出了一个完全防光的接触。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妥当了，这时窗外的一缕光线正通过聚光镜投射在拇指印上。宋戴克拿掉镜头盖，小心地调整影像焦距；在接物镜上宋戴克套了一个小盖子，并在周围立起了几块挡光板。
“当我拍照的时候，你们最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要动，”宋戴克对我和巡佐说，“哪怕是一丁点的震动都会影响这张图的清晰度。”
他说得这么严重我们也真就不敢动了。只见他将镜头盖拿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警官带领我们走过一段长廊，然后停留在一个大而简陋的房间门口。门是开着的，向里望去，一张大桌子后面正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绅士。
“你好吗，医师？”这位绅士先开口说道，同时站起身与宋戴克握手，“我知道您大驾光临的目的，你是不是想看看那个拇指印？”
“你真是聪明，完全正确。”宋戴克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在他介绍过我之后，继续说道：“上一次我们是同队盟友，这一次可要唱对台戏了。”
“你说得很对，”西德尔先生赞同地说，“这一次我们要把你击溃。”
说完，西德尔拿出钥匙将抽屉打开，从里面的一个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纸，放到桌子上。那张纸看上去很像穿孔备忘录上的纸。纸的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3月9日下午7点3分由诺柏送来。J。H。”。纸上一端有一片深色的血迹，有点模糊，很显然是手指在上头压到留下的。这片血迹旁还有两三块小面积的污渍，最显眼的就是那个清晰的拇指印了。
宋戴克仔细地察看那张纸，将上面的血指印与血渍痕迹进行比对，久久没有说话。西德尔先生却在一旁以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
“辨认这个指印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警官说。
“的确，”宋戴克表示赞同地说，“这个指印的效果非常好，即使那道疤痕都算得上是清晰到了极点。”
“是的，”西德尔先生点点头说，“这道疤可是说明了一切呀。我想你应该也拥有一份这个指印的样本吧？”
“嗯。”宋戴克只是淡淡地哼了一声。
随即从他的夹子里将那张放大的照片拿了出来。西德尔先生一看到这个立刻大笑起来。
“怎么放这么大，不戴眼镜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笑得喘不过气，“我想只要放大三倍就可以了。你把它分割成许多小方格了，嗯，这种想法不错哦，可是相比之下，我们的方法——或者说是郝贺德的方法，我们还要向他学习——好像比你这个好一些。”
宋戴克并不在意他说的这番话，而是从档案夹里将一张拇指印的放大照片拿了出来——它被放大了四英寸长。西德尔先生发现，这张纸上的指印用细字笔做了许多数字标记，分别标记在“岛纹”、“分文”，或其他一些具有明显特征的地方。
“这个数字记号，”西德尔先生讽刺地说，“好像比你那个方格法看上去好得多，因为这些数字都标记在了重要的地方，不像那些方格或直线的交叉点，大多都落在了不重要的地方。我还要提醒你，我们不会让你在原图上做这些记号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照片，我想是一样的。”
“其实，我正想向你借原图拍张照片呢。”宋戴克微笑着说。
“这个没问题，”西德尔先生很爽快地说，“如果你想自己动手拍的话，那么请便。我知道你这种人是不会轻易相信什么事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就不奉陪了。约翰逊巡佐会协助你的。”
“好的，他顺便可以看着我，以免我顺手把这么珍贵的原件偷走。”宋戴克看着渐渐走近的这位巡佐笑着说。
“哦，请不要这样理解。”巡佐故意对宋戴克咧嘴笑。
西德尔回到办公桌前。宋戴克将我们带来的大箱子打开，把那个显微镜拿了出来。
“啊？我说，你该不是要把它放到这个大家伙下面吧？”西德尔先生惊讶地大叫了一声，他的样子除了惊讶还有一种对此很好奇的感觉。
“拿了人家的钱就得为人家做点什么吧。”宋戴克一边开玩笑地说，一边将显微镜架了起来，还在上面多拴上了两个接目镜，“仔细看着哦，我可是一个诚实的好人。”
宋戴克故意对巡佐说了这一句。
“我会仔细看着的，先生。”巡佐毫不示弱地回答道。
宋戴克将那张纸夹在两片玻璃片中间，又将玻璃片放到了显微镜的置物盘上，开始调焦距。而那位敬业的巡佐就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此时我也正认真地看着宋戴克进行着这桩精心而又复杂的大工程！他先选用六英寸的接物镜看了一眼，又将半寸的接物镜转了过来，又换了一片更高倍率的接目镜，然后便在这个倍率的接物镜下谨慎地观察了片刻，最终将指印放到了镜下。宋戴克聚精会神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小酒精灯——里头装着的应该是钠盐的酒精溶液，因为被点燃的酒精灯闪耀出黄色的钠盐火焰。然后他把一个接物镜拿掉，换上了一个分光器，将酒精灯移到显微镜的镜子旁，调整分光器。显然我这位伟大的朋友在调整光谱中的“D”线（或称钠线）。
复杂的调整终于完成了，宋戴克重新通过直射光和反射光对血渍和指纹进行检测，偶尔还会在记事本上画下一两个图。然后，他把酒精灯吹灭，与分光器一起放回箱子里，从中又拿出测微器来（它只是一片很薄的玻璃，约三英寸长、一英寸半宽），平压在指纹上。
用夹子将指纹印固定好后，宋戴克便开始缓缓地移动测微器，对比着显微镜下的原图和他手上的那张放大图。他十分耐心地调整着，最后，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想我现在已经将原图和照片上的位置对应好了，接下来就要请这位约翰逊巡佐帮助我把这个图拍下，好让我们带回去慢慢检查。”
说着，我这位朋友从盒子里拿出一架底片为卡片型的照相机来，然后将显微镜转成水平角度，再把装照相机的盒子抵着三只铜脚立成一个小桌面，把照相机放在上面，正好与接目等高。
照相机的镜头与一个黑皮革套筒相接，套筒的另一端则与显微镜的接目镜相连，而且宋戴克还用一卷强劲的橡皮绷带将套筒和接目镜的相交处捆上几圈。这样一来，照相机和显微镜之间便制造出了一个完全防光的接触。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妥当了，这时窗外的一缕光线正通过聚光镜投射在拇指印上。宋戴克拿掉镜头盖，小心地调整影像焦距；在接物镜上宋戴克套了一个小盖子，并在周围立起了几块挡光板。
“当我拍照的时候，你们最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要动，”宋戴克对我和巡佐说，“哪怕是一丁点的震动都会影响这张图的清晰度。”
他说得这么严重我们也真就不敢动了。只见他将镜头盖拿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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