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荆棘来铺设我们攀登人生高峰的阶梯，坎坷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满。
第一次说话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了。我很早就有想要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有时候会将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冒出一些杂乱无章的音节。我对任何声音都很感兴趣。在别人唱歌时，我喜欢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钢琴。没有丧失听力和视力时，我学说话学得很快，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以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不明白说话的意义何在，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嘴唇一张一合地。家里人说我的哭声和笑声听起来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我生病后仍然记得的惟一的的一个字，就是“水”（water），但我总是发成“Wa……wa”，后来我对这个字的意思也记不清了，直到莎莉文小姐教我以后，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同。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耳聋的小孩也能学会说话，但我已开始对我交流思想的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如果只能完全靠手势语言与人沟涌，就会感觉到约束与压抑。这种感觉使我极度的烦躁、空虚，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于是强烈渴望能够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因为急于想表达心中的想法而像小鸟扑打翅膀一样，快速蠕动我的嘴唇，期望能够开口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是因为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经教过罗拉的拉姆逊夫人，从瑞典和挪威访问回来后前来看我。她说挪威有一个叫娜布·卡达的女孩，和我一样又盲又聋，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经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就这样，从1890年的3月26日起，我开始学习说话了。
富勒小姐是用这样的方法教我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发音时舌头与嘴唇的变化。我迫不及待地模仿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S、T、I这６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永远记得当我第一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天气很暖和”时内心那难以名状的激动与欣喜，虽然还有些断断续续不连贯，虽然还有点结结巴巴，但这确确实实是人类的语言。我的灵魂仿佛汲取了新的力量，挣脱了枷锁的束缚，从这断断续续的语言中，获得了完整的智慧与信仰。
一个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想走出那死寂的世界，挣脱那没有爱、没有鸟的歌唱、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成功地说出第一个字时，那种狂喜的感觉像电流一样遍布全身。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类以及不会说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我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听从我的命令时，我的内心是何等喜悦。我终于可以不借助翻译而用语言表达我的思想了，对于上天给予我的这种恩惠，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所思所想随着口中的话奔涌而出，这对于以前只能运用手语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别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的学会说话了。我不过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方法，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能听懂我说的话，别人只能听懂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学会了这些基本发音以后，如果没有莎莉文小姐神奇的指导和她始终如一的努力，我就不可能这么快学会正常的言语。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从事过聋哑儿童教育工作的人，才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我所克服的巨大困难。我完全是借助我的手指来读取莎莉文小姐的话语的，我感觉她嘴唇的开合，接触她喉咙的振动，观察她嘴部的变化，把握她脸上的表情，而这些感觉很多时候都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些发音不准的词句，往往一练就是几小时，练到发准了为止。我的任务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想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感受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其实用嘴说话比用手表达简单得多时，感觉非常惊讶，于是就放弃用手语字母进行交流，但莎莉文小姐和少数亲人朋友还是常常以这种方式与我对话，因为这比读唇法要方便快捷得多。
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难以理解，两个人把手放在一起挠来挠去怎么就能交谈？也许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盲聋人使用的手语。别人为我读书或者和我交谈时，采用的是聋人常用的方法，用一只手在我的手上划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他人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字母。不断的练习常常会使手指变得柔韧灵活，我的一些朋友写的速度非常快，就仿佛专业的打字员在操作打字机。和用笔写一样，用手拼写熟练后，就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了。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就到站了，家里人已经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一下火车。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得全身颤抖，说不出一句话，默默地倾听我嘴里发出的声音，惟恐漏过一个音节。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霜王》事件
1892年冬天，我美好童年的明朗天空却突然被乌云笼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生活在忧郁和恐惧之中，我对书本失去了兴趣。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仍然不寒而栗。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我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出来，为我和莎莉文小姐讨回公道。
在我学会说话后的第一个秋天，我在家里写了这篇小说。那年夏天，我们在山里小屋待的时间比哪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深秋时节的秋叶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以前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地写开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进行“创作”，完全是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很快，一篇语言流畅、人物形象生动的小说出现在盲人用的写字纸板上。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们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在那时，我只管读书和汲取，从不去注意书是谁写的。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小说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小姐听。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念到那些精彩的段落时那种陶醉的感觉，有些容易念错的字，我重复念了好多遍。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把小说念给全家人听，他们对我能够写得如此之好感到非常惊讶，有人不禁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
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对于在哪里听过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造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件生日礼物将使我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就把它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通讯刊物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了顶点，但没过多久，我便从高兴的顶峰摔了下来。我到达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我的《霜王》和女作家玛格丽特·康贝尔的一篇小说十分相似，这篇小说叫《霜仙》。《霜仙》在我出世以前就已经写成了，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说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深深的耻辱感折磨着我，就连我最爱的人也因我而受到猜疑，上天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不幸的事情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绞尽脑汁地回忆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哪些书，有没有读过描写霜的文章，但记忆中却是空白一片。我想了很久，最后只是隐约地记起有人向我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好像他有一首叫《霜的异想天开》的诗，是写给孩子看的。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
安那诺斯先生最初感到这件事很难办，但他还是信任我的，对我仍是很宽厚。这总算暂时驱散了我心头的乌云。不久，学校开展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庆祝活动。
庆典上，学校的孩子们演出了假面舞剧，我在里面扮演谷物女神克瑞斯。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被打扮得漂亮极了，头上戴着秋叶编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都是果实和谷物。然而在这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我的内心深处却是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她，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么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非常喜欢我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再也不相信我的话了。他认为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有意抄袭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了一个“法庭”，我被叫去回答问题。他们把莎莉文小姐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我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我难过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心像挣扎的野兔一样在胸口乱撞，我结结巴巴，逻辑混乱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但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当他们让我离开时，我已经是头晕目眩了，甚至没有感觉到莎莉文小姐的安慰与亲吻，也没有留意到朋友们深情的鼓励。她们说，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她们因我而骄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抱头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康贝尔的那本《小鸟和它的朋友》，更没有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为了澄清事实，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后发现，1888年，索菲娅·霍普金斯夫人有康贝尔小姐《小鸟和它的朋友》一书的抄本，而那一年夏天我们正是与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假。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那么这本书怎么会没有了呢！霍普金斯夫人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少年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而《小鸟和它的朋友》多半也在其中。
那个时候，故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对一个没有什么娱乐的孩子来说，那些古怪的单词拼写已足够引起我的兴趣了。虽然我并不能回想起任何一个与这个故事相关的细节，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曾经想记住那些生词，故事中的语言无意中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即使过了很长时间，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故事了，我仍然对它有印象。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并没有向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可能是因为她很快就开始给我讲《方诺德小伯爵》的故事，我完全被它吸引，而无暇顾及其他了。但事实是，确实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我丝毫没有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但这个美好的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再也不敢为了消遣而玩弄笔墨了。我心里产生了严重的障碍，害怕写出别人的东西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会反复检查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它们的确是我写的为止。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我打气，我想我可能会就此放弃写作了。
这以后，我读了《霜仙》这篇小说，发现即使在我所写的信件中，有许多观点想法也与康贝尔小姐相似，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我找到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一封信，其中的语句与情感和康贝尔小姐的这本书非常雷同。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许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措辞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只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正是这样描写秋叶的。
那时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凡是喜欢的东西都会去汲取，随后又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这在我早年的信件与初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希腊和意大利古老城市的文章，其中就借用了许多神奇美丽又变幻莫测的描写，只是出处已经不记得了。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热爱古迹，对古罗马和古希腊更是情有独钟。为了得到他的赏识，我在读书时，就特别留心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符合他口味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也称赞我的这篇文章“富有诗意”。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当时我做作文，就如同是在进行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的新手一样，我通过汲取和模仿，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看书时，凡是引起我兴趣的东西，都被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史蒂文森说过，刚开始写作的人，大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把它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就算最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运用好堆积在思想之路上的大量文字。
我想，我就是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事实上，我常常无法清楚地区分自己所想的与阅读所得到的，因为读过的东西已成为了我思想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会创作出某些融汇多家的文字描写，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的布拼凑而成的衣服，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的，虽然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同样，我的作文虽然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当自己所想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好像是摆七巧板，头脑里虽然已形成了文字表达的框架，但是却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或者即使找到了，也和原来所想的有了出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尝试写作，因为我想既然有成功者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轻言失败。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抚平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伤痕。
换个角度看，这件不愉快的事对我也有好处，它迫使我认真思考写作中的许多问题。它给我带来的真正损失是，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在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八人组成的：四个盲人，四个视力正常的人。其中四人认为我完全知道自己曾经读过康贝尔小姐的小说，其余的人则不同意这个观点。安那诺斯先生表示，他当时是站在我这边，赞同第二种意见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以前，也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我抱在膝上，陪我玩一会儿。我能感觉到，那件事情发生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事实上，我几乎已经记不清我说过什么，以及他们对我说了什么。
之所以把《霜王》事件的前前后后都写出来，是因为它对于我的成长与教育有很大影响。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我所知道的一切，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世界博览会
《霜王》事件过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我是和家里人在亚拉巴马州一起度过的。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而所有的不愉快都抛到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地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的和金黄色的树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下泛着紫红色的光芒。我在这时开始写回忆我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这时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不知为什么，我变得十分敏感，总是尽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候我正和她谈话，会突然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万一这又跟别人的作品一样怎么办？”一念及此，我就被似乎毫无道理的恐惧缚住了双手，在这一天里是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即使到了现在，我偶尔还会感觉到这样的不安与忧虑。莎莉文小姐总是竭尽全力地安慰我帮助我，但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是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十分谨慎，但又十分倔强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始终在一旁鼓励我，她认为我只要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拥有自信，并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那段日子里，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动，我正规的学习经常被打断，常常一耽误就是几个星期，因此，我可能很难连贯地加以叙述了。
我们去尼亚加拉瀑布的时候是1893年的3月份。我站在瀑布边的高崖上，感觉到大地在震动，连空气都在颤抖，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
在那几天时间里，有很多人感到奇怪，像我这样既无法看到、又不能听到的人如何能领略雄伟瀑布的壮观与美丽，他们常常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的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这所有的东西对我就意味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够加以衡量一样，它们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893年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还有贝尔博士一起去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多美妙的幻想，都成了现实，这次参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周游世界是我每天的梦想。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游艺场。那里到处都新奇有趣，真像是《天方夜谭》里的世界。那里有陈列着自在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就是威尼斯的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温泉的陪伴下，我们泛舟湖上。我还登上过一艘军舰，不过我还是对海盗船更感兴趣。我想象着船上惟一的水手如何在海面上航行，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吧！
在离海盗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船的模型，我细致地参观了一番。我在船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过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沙漏。这个小小的计时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象：当他那绝望的伙伴们企图反叛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着一粒粒沙子往下漏时，是否也曾感到焦躁不安呢？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非常善解人意，他特别允许我触摸这些展品。我就仿佛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一样，抱着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热切地用手去感觉这个神奇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奇妙的万花筒，每一件展品都让我着迷，特别是那些栩栩如生的法国铜像，我怀疑他们是来到人间的天使，被艺术家捉住而恢复了人形。
在好望角展厅，我了解了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便用手去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着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陪着我们到各处参观，遇到特别稀奇的东西，他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一番。在陈列电器的大厅里，我们仔细看了电话机、留声机等一些新的发明。贝尔博士为我们讲解了金属线传递信息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为什么它能从天上取火，就像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一样。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发展史展厅，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惟一见证了古老历史的粗糙石器，这是还没有文字时的大自然的子孙们竖立的丰碑，当历代的帝王与圣人都归于尘土，它仍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它。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
这个时期的经历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使我的求知兴趣发生了飞跃，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转到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严肃的事物上。
学习之旅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法语语法书，上面的字是凸印的。我学了一些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我把这当作一种娱乐。而对于大量的规则以及一些专门性的学科则不感兴趣。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着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困难是非常大的，但却使我在雨天有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能很有兴味地读拉封丹的《寓言》、《被强迫的医生》和《阿太利》中的一些段落。
我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提高说话水平。我常常对着莎莉文小姐大声地朗读，还凭着记忆背诵我最喜欢的诗歌片断给她听，她不断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
当时，我和莎莉文小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正在威廉·韦德先生家做客。他家的邻居艾伦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拉丁语学者。于是我开始师从他学习拉丁文。我记得艾伦先生个性温和、学问广博，他教我学习拉丁语法，同时还辅导我的算术，因为算术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实在是有困难。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了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他的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起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每个词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还要费时间去作语法分析呢？什么名词啊、所有格啊、单数啊、阴性啊，真是繁琐死了。我想，学这些东西还不如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分析我养的那只猫。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猫，则叫塔比。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作为消遣，根据我所认识的词去理解文章的意思。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种消遣。
我想，世界上没有比用刚刚掌握的语言表达转瞬即逝的思想与感情更幸福的事了，这就像用神奇变幻的想象，再现那划过思想天空的流星。我学习时，莎莉文小姐一直在我身边，她把艾伦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拼写在我的手掌上，还帮我预习生词。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家时，我开始运用学过的拉丁文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走进课堂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赫马森聋哑学校上学。1894年10月，莎莉文小姐陪着我到达那里。选择这所学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我说话的能力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她懂手语。当我掌握了少量的德文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用德语交谈，没过几个月，我就几乎能全部听懂她所说的了。德语学了不到一年，我便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威廉·泰尔》这部小说。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的进步都要大得多。我感到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授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由于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所以她只好口头讲授，而要读懂她的唇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同德语比较，我的法语进展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但是仍然不如《威廉·泰尔》有趣。
我的语言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不像我和莎莉文小姐想像的那么快。我的信心很强，相信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莎莉文小姐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我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是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愚笨之外再加上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我有时为此而感到灰心丧气，但我学习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劲头十足。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古老生动的文字向我诉说着：风是怎样从天空的四面八方吹来，水蒸汽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河流是怎样在岩石间奔流，山脉是怎样拔地而起，人类又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自然。在纽约的这两年非常快乐，成为我生命中美好的一段回忆。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风景富于变化，十分迷人。我在纽约的9个月中，每一天它都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春天，我们随心所欲地漫游，在赫德森河上划船，登上绿地毯似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莱尔吟颂诗篇的地方。我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还游览了西点和塔里敦等一些地方。塔里敦是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那里的“睡谷”穿行而过。
赫马森聋哑人学校的老师们想出种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所有快乐明朗的日子都突然被巨大的悲伤所笼罩，平静的天空乌云翻滚。自从父亲去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波士顿的约翰·Ｐ·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对我的友情有多深。他是那种既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的人，他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他的慈爱和对我们艰难的学习所给予的关怀，总是让我充满信心。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第一次说话
1890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了。我很早就有想要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有时候会将一只手放在喉咙上，另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冒出一些杂乱无章的音节。我对任何声音都很感兴趣。在别人唱歌时，我喜欢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有人弹钢琴时，我爱用手去摸钢琴。没有丧失听力和视力时，我学说话学得很快，可自从得了那场病，耳朵听不见以后，我就说不出话了。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把手放在她的脸上，这样也就可以感觉到她嘴唇的开合，觉得很好玩。虽然不明白说话的意义何在，但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嘴唇一张一合地。家里人说我的哭声和笑声听起来很自然。有时，我嘴里还能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说话，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我生病后仍然记得的惟一的的一个字，就是“水”（water），但我总是发成“Wa……wa”，后来我对这个字的意思也记不清了，直到莎莉文小姐教我以后，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这个字，就不再发这个音了。
我早就知道，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同。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耳聋的小孩也能学会说话，但我已开始对我交流思想的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如果只能完全靠手势语言与人沟涌，就会感觉到约束与压抑。这种感觉使我极度的烦躁、空虚，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于是强烈渴望能够摆脱这种束缚。我常常因为急于想表达心中的想法而像小鸟扑打翅膀一样，快速蠕动我的嘴唇，期望能够开口说话。家里人想方设法阻止我用嘴说话，是因为怕我学不好会灰心丧气。但我毫不气馁。后来偶然听到娜布·卡达的故事，更增强了我学说话的信心。
1890年，曾经教过罗拉的拉姆逊夫人，从瑞典和挪威访问回来后前来看我。她说挪威有一个叫娜布·卡达的女孩，和我一样又盲又聋，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给我讲完，我已经心急如焚，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会说话。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波士顿找霍勒斯学校校长萨拉·富勒小姐，请求她帮助、教导我。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教导我。就这样，从1890年的3月26日起，我开始学习说话了。
富勒小姐是用这样的方法教我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让我感觉发音时舌头与嘴唇的变化。我迫不及待地模仿每一个动作，不到一小时便学会了用嘴说M、P、S、T、I这６个字母。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永远记得当我第一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天气很暖和”时内心那难以名状的激动与欣喜，虽然还有些断断续续不连贯，虽然还有点结结巴巴，但这确确实实是人类的语言。我的灵魂仿佛汲取了新的力量，挣脱了枷锁的束缚，从这断断续续的语言中，获得了完整的智慧与信仰。
一个耳聋的孩子如果迫切想用嘴说出那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想走出那死寂的世界，挣脱那没有爱、没有鸟的歌唱、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成功地说出第一个字时，那种狂喜的感觉像电流一样遍布全身。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我是怀着多么热切的心情同玩具、石头、树木、鸟类以及不会说话的动物说话的；只有这样的人才知道，当我妹妹能听懂我的招呼，那些小狗听从我的命令时，我的内心是何等喜悦。我终于可以不借助翻译而用语言表达我的思想了，对于上天给予我的这种恩惠，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所思所想随着口中的话奔涌而出，这对于以前只能运用手语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别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真的学会说话了。我不过是学会了一些说话的基本方法，而且只有富勒小姐和莎莉文小姐能听懂我说的话，别人只能听懂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学会了这些基本发音以后，如果没有莎莉文小姐神奇的指导和她始终如一的努力，我就不可能这么快学会正常的言语。最初，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我最亲近的朋友能听懂我的意思。随后，在莎莉文小姐的帮助下，我反反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字音，练习各种音的自由结合。一直到现在，她还是每天不断地纠正我不正确的发音。
只有那些从事过聋哑儿童教育工作的人，才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我所克服的巨大困难。我完全是借助我的手指来读取莎莉文小姐的话语的，我感觉她嘴唇的开合，接触她喉咙的振动，观察她嘴部的变化，把握她脸上的表情，而这些感觉很多时候都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练习那些发音不准的词句，往往一练就是几小时，练到发准了为止。我的任务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想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我急切想感受到他们为我的成功而露出的笑容。
“妹妹就要能听懂我的话了。”这成了鼓舞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信念。我常常欣喜若狂地反复念叨：“我现在不是哑巴了。”一想到我将能够自由自在地同母亲谈话，能够理解她用嘴唇做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信心。当我发现其实用嘴说话比用手表达简单得多时，感觉非常惊讶，于是就放弃用手语字母进行交流，但莎莉文小姐和少数亲人朋友还是常常以这种方式与我对话，因为这比读唇法要方便快捷得多。
不了解我们的人似乎难以理解，两个人把手放在一起挠来挠去怎么就能交谈？也许我应该在这里介绍一下盲聋人使用的手语。别人为我读书或者和我交谈时，采用的是聋人常用的方法，用一只手在我的手上划出单词和句子。我把手轻轻地放在说话者的手上，一方面不妨碍他人手指的运动，另一方面又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手指的运动。我的感觉和人看书一样，感觉到的是一个个字，而不是单个字母。不断的练习常常会使手指变得柔韧灵活，我的一些朋友写的速度非常快，就仿佛专业的打字员在操作打字机。和用笔写一样，用手拼写熟练后，就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了。
能用嘴说话以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这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我和莎莉文小姐不停地用嘴说话，我不是为了说话而说话，而是为了抓紧一切时机尽量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不知不觉火车就到站了，家里人已经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一下火车。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得全身颤抖，说不出一句话，默默地倾听我嘴里发出的声音，惟恐漏过一个音节。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抓住我的手，又亲又吻，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跳。父亲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慈祥的脸上却露出极其愉悦的神色。直到现在，我一想到此情此景，就禁不住热泪盈眶，真好像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山岭齐声歌唱，树木拍手欢呼！”
《霜王》事件
1892年冬天，我美好童年的明朗天空却突然被乌云笼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生活在忧郁和恐惧之中，我对书本失去了兴趣。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仍然不寒而栗。我写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寄给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诺斯先生，没想到却惹来了麻烦，我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出来，为我和莎莉文小姐讨回公道。
在我学会说话后的第一个秋天，我在家里写了这篇小说。那年夏天，我们在山里小屋待的时间比哪一年都长，莎莉文小姐常常给我描述深秋时节的秋叶如何美丽。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以前别人念给我听的，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在“创作故事”，于是热切地想在忘记以前把它写出来。我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地写开了。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在进行“创作”，完全是沉浸在写作的快乐之中。很快，一篇语言流畅、人物形象生动的小说出现在盲人用的写字纸板上。现在，如果有什么文思毫不费劲地涌入脑海，那我敢断定，它们一定不是我头脑中的产物，而是从别人那里捡来的东西。但在那时，我只管读书和汲取，从不去注意书是谁写的。就是现在，我也常常分不清楚，哪些是我自己头脑里的东西，哪些是别人写在书里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对事物的印象大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得到的缘故吧！
小说写完后，我念给莎莉文小姐听。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念到那些精彩的段落时那种陶醉的感觉，有些容易念错的字，我重复念了好多遍。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把小说念给全家人听，他们对我能够写得如此之好感到非常惊讶，有人不禁问我是不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
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对于在哪里听过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于是，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是，这是我自己创造的，我要把他献给安那诺斯先生。”
随后，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并且依照他们的建议，将《秋天的树叶》改名为《霜王》，寄给了安那诺斯先生，祝贺他的生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件生日礼物将使我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安那诺斯先生非常喜欢这篇小说，就把它登在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通讯刊物上。这使我得意的心情达到了顶点，但没过多久，我便从高兴的顶峰摔了下来。我到达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我的《霜王》和女作家玛格丽特·康贝尔的一篇小说十分相似，这篇小说叫《霜仙》。《霜仙》在我出世以前就已经写成了，收在一本名叫《小鸟和它的朋友》的集子中。两个故事在思想内容和词句上都非常相像，因而有人说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文章，说我的小说是剽窃来的。起初，我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了解以后，感到既惊讶又难过。我遭到了任何孩子都不曾遭受的痛苦。深深的耻辱感折磨着我，就连我最爱的人也因我而受到猜疑，上天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不幸的事情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绞尽脑汁地回忆我在写《霜王》之前，到底读过哪些书，有没有读过描写霜的文章，但记忆中却是空白一片。我想了很久，最后只是隐约地记起有人向我提到过杰克·费罗斯特这个人，好像他有一首叫《霜的异想天开》的诗，是写给孩子看的。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
安那诺斯先生最初感到这件事很难办，但他还是信任我的，对我仍是很宽厚。这总算暂时驱散了我心头的乌云。不久，学校开展庆祝华盛顿诞辰的活动。为了使他高兴，我强颜欢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庆祝活动。
庆典上，学校的孩子们演出了假面舞剧，我在里面扮演谷物女神克瑞斯。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被打扮得漂亮极了，头上戴着秋叶编成的花环，脚上和手上都是果实和谷物。然而在这热热闹闹的外表下面，我的内心深处却是充满了忧伤。
庆祝活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又问起那篇小说。我告诉她，莎莉文小姐曾和我谈过杰克·费罗斯特和他杰出的作品。不知怎么的，我说的某些话却使她认为我记得康贝尔小姐的小说《霜仙》，虽然我一再强调她理解错了，但她还是自以为是地把这一错误结论告诉了安那诺斯先生。
一向非常喜欢我的安那诺斯先生听信了这位老师的话，认为我欺骗了他。不管我怎么解释，他再也不相信我的话了。他认为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有意抄袭别人的作品，以博得他的称赞。紧接着，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职工组成了一个“法庭”，我被叫去回答问题。他们把莎莉文小姐支开，在“法庭”上，他们反复盘问我，使我感到是在迫使我承认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中，我感觉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也感到安那诺斯先生正在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我难过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心像挣扎的野兔一样在胸口乱撞，我结结巴巴，逻辑混乱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知道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但却无法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当他们让我离开时，我已经是头晕目眩了，甚至没有感觉到莎莉文小姐的安慰与亲吻，也没有留意到朋友们深情的鼓励。她们说，我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她们因我而骄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抱头大哭，恐怕很少有孩子哭得像我那么伤心。我感到浑身发冷，心想，也许活不到明天早上了。这么一想，倒使我觉得安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年龄较大的时候，一定会使我精神崩溃的。幸好在这段悲苦的日子里，遗忘的天使赶走了我大部分哀伤和忧虑。
莎莉文小姐从未听说过康贝尔的那本《小鸟和它的朋友》，更没有听说过《霜仙》这篇小说。为了澄清事实，她在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对这件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最后发现，1888年，索菲娅·霍普金斯夫人有康贝尔小姐《小鸟和它的朋友》一书的抄本，而那一年夏天我们正是与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假。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了，不过她对我说，当时莎莉文小姐独自去度假，为了给我解闷，她常常从各种各样的书中找些有趣的故事念给我听。虽然她同我一样，不记得念过《霜仙》这篇小说，但她确信她曾从《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挑选小说给我念过。那么这本书怎么会没有了呢！霍普金斯夫人说她在把布鲁斯特的那所房子卖掉之前，曾处理了许多少年读物，诸如小学课本、童话故事之类。而《小鸟和它的朋友》多半也在其中。
那个时候，故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对一个没有什么娱乐的孩子来说，那些古怪的单词拼写已足够引起我的兴趣了。虽然我并不能回想起任何一个与这个故事相关的细节，但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曾经想记住那些生词，故事中的语言无意中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即使过了很长时间，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故事了，我仍然对它有印象。
莎莉文小姐回来后，我并没有向她提起《霜仙》这篇小说，可能是因为她很快就开始给我讲《方诺德小伯爵》的故事，我完全被它吸引，而无暇顾及其他了。但事实是，确实有人给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在我忘掉了很久以后，它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我丝毫没有觉得它是别人思想的产物。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收到了许多向我表示同情和问候的来信。康贝尔小姐亲自写信鼓励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写出自己的巨著，使许多人从中得到鼓舞和帮助。”但这个美好的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再也不敢为了消遣而玩弄笔墨了。我心里产生了严重的障碍，害怕写出别人的东西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会反复检查每一个句子，直到肯定它们的确是我写的为止。如果不是莎莉文小姐坚持不懈地给我打气，我想我可能会就此放弃写作了。
这以后，我读了《霜仙》这篇小说，发现即使在我所写的信件中，有许多观点想法也与康贝尔小姐相似，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我找到1891年9月29日写给安那诺斯先生的一封信，其中的语句与情感和康贝尔小姐的这本书非常雷同。而我写的《霜王》那篇小说，像其他许多信一样，从其中的一些段落和措辞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思想已经被这个故事所渗透了。在信中，我假想自己是莎莉文小姐，向自己描述金黄色的秋叶：“呵，夏日流逝，用什么来安慰我的寂寞，只有那绚丽多彩的秋叶。”康贝尔小姐的那篇小说正是这样描写秋叶的。
那时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凡是喜欢的东西都会去汲取，随后又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这在我早年的信件与初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希腊和意大利古老城市的文章，其中就借用了许多神奇美丽又变幻莫测的描写，只是出处已经不记得了。我知道安那诺斯先生热爱古迹，对古罗马和古希腊更是情有独钟。为了得到他的赏识，我在读书时，就特别留心从诗集和史书中摘录符合他口味的片断，而安那诺斯先生也称赞我的这篇文章“富有诗意”。但我不明白，他竟然相信一个又盲又聋的11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过，我也曾认为，不能因为作文中有别人的词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这毕竟说明我已经能够运用清晰生动的文字，来表达我对美好而富有诗意的意境的欣赏了。
当时我做作文，就如同是在进行智力训练。像所有年轻的新手一样，我通过汲取和模仿，逐渐学会把所想到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看书时，凡是引起我兴趣的东西，都被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在脑子里，化为自己的东西。史蒂文森说过，刚开始写作的人，大都会本能地模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把它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就算最伟大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运用好堆积在思想之路上的大量文字。
我想，我就是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事实上，我常常无法清楚地区分自己所想的与阅读所得到的，因为读过的东西已成为了我思想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乎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会创作出某些融汇多家的文字描写，像我学缝纫时，常常用破碎的布拼凑而成的衣服，是各式各样、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的，虽然有鲜艳的绸缎和天鹅绒，但粗布头却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最显眼。同样，我的作文虽然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间也夹杂着别人闪光的思想和较为成熟的看法，这些都是从书里得来并记在心里的。依我看，写作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当自己所想的东西，还不是很有条理，还处在感情和思想的边缘时，如何用所学到的语言来把它们表达出来。写作就好像是摆七巧板，头脑里虽然已形成了文字表达的框架，但是却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或者即使找到了，也和原来所想的有了出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尝试写作，因为我想既然有成功者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轻言失败。
史蒂文森说：“人如果生来就没有创作才能，那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也许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笔能有长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充分表达出来。我就是凭着这种希望和信念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抚平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伤痕。
换个角度看，这件不愉快的事对我也有好处，它迫使我认真思考写作中的许多问题。它给我带来的真正损失是，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安那诺斯先生。
我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生活经历》以后，安那诺斯先生在给麦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在当初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就相信我是无辜的。他说，当时那个“法庭”是八人组成的：四个盲人，四个视力正常的人。其中四人认为我完全知道自己曾经读过康贝尔小姐的小说，其余的人则不同意这个观点。安那诺斯先生表示，他当时是站在我这边，赞同第二种意见的。
但不管怎么说，不管安那诺斯先生站在哪一方，当我走进那间屋子，发觉里面的人对我抱有怀疑态度时，我感到有一种敌对的气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证实了我的预感。以前，也是在那间屋子里，安那诺斯先生经常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我抱在膝上，陪我玩一会儿。我能感觉到，那件事情发生后的两年中，安那诺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无辜的。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改变了看法。柏金斯盲人学校为什么要调查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连“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后来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当时我激动得顾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里感到很恐惧，一个问题也提不出来。事实上，我几乎已经记不清我说过什么，以及他们对我说了什么。
之所以把《霜王》事件的前前后后都写出来，是因为它对于我的成长与教育有很大影响。为了避免误解，我尽可能如实地叙述我所知道的一切，既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世界博览会
《霜王》事件过后的那个夏天和冬天，我是和家里人在亚拉巴马州一起度过的。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而所有的不愉快都抛到了脑后。
夏天慢慢过去，秋天悄悄地来临。地上满是深红色的和金黄色的树叶，花园尽头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下泛着紫红色的光芒。我在这时开始写回忆我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章。这时恰好是我写《霜王》那篇小说一年以后。
当时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仍然心存疑虑，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不知为什么，我变得十分敏感，总是尽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时候我正和她谈话，会突然轻声地对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写着写着，就会自言自语：“万一这又跟别人的作品一样怎么办？”一念及此，我就被似乎毫无道理的恐惧缚住了双手，在这一天里是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即使到了现在，我偶尔还会感觉到这样的不安与忧虑。莎莉文小姐总是竭尽全力地安慰我帮助我，但那次可怕的经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为了使我能恢复往昔的自信，她鼓励我替《青年之友》写一篇《我的生活介绍》的短文。当时我只有12岁，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将会从这次写作中得到好处，否则我是一定写不出来的。
我十分谨慎，但又十分倔强地写了下去。莎莉文小姐始终在一旁鼓励我，她认为我只要坚持写下去，就能重新拥有自信，并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在没有发生《霜王》事件以前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后来变得沉默了，经常思考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逐渐摆脱了那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给我投下的阴影，经过磨练，我的头脑比以前更清醒了，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893年，我生活中的几件大事是，克利夫兰总统宣誓就职时，我去华盛顿旅行，后来又去尼亚加拉瀑布并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在那段日子里，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动，我正规的学习经常被打断，常常一耽误就是几个星期，因此，我可能很难连贯地加以叙述了。
我们去尼亚加拉瀑布的时候是1893年的3月份。我站在瀑布边的高崖上，感觉到大地在震动，连空气都在颤抖，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
在那几天时间里，有很多人感到奇怪，像我这样既无法看到、又不能听到的人如何能领略雄伟瀑布的壮观与美丽，他们常常问我：“你既看不见波涛的汹涌澎湃，又听不见它们的怒吼呼啸，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这所有的东西对我就意味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这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正像“爱”、“宗教”和“善良”不能够加以衡量一样，它们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1893年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还有贝尔博士一起去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小时候的许多美妙的幻想，都成了现实，这次参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周游世界是我每天的梦想。今天，世界各地人民创造的各种奇迹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指去触摸每一样展品，触摸这些人类勤劳智慧的结晶。
我很喜欢去博览会的游艺场。那里到处都新奇有趣，真像是《天方夜谭》里的世界。那里有陈列着自在神和象神的奇特市场，再现了书本中的印度。那里有开罗城的模型，有金字塔和清真寺，还有列队而行的骆驼。再过去就是威尼斯的礁湖，每天晚上，在城市和温泉的陪伴下，我们泛舟湖上。我还登上过一艘军舰，不过我还是对海盗船更感兴趣。我想象着船上惟一的水手如何在海面上航行，不论是风平浪静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一面高喊“我们是海上英雄”，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与大海搏斗，表现出无比的自信和高昂的斗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的水手则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庸。“人只对人感兴趣”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心态吧！
在离海盗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船的模型，我细致地参观了一番。我在船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当年哥伦布住过的船舱，舱里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沙漏。这个小小的计时器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想象：当他那绝望的伙伴们企图反叛的时候，这位英勇无畏的航海家看着一粒粒沙子往下漏时，是否也曾感到焦躁不安呢？
世界博览会主席希尔博特姆先生非常善解人意，他特别允许我触摸这些展品。我就仿佛皮扎罗掠夺秘鲁的财宝一样，抱着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望，热切地用手去感觉这个神奇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奇妙的万花筒，每一件展品都让我着迷，特别是那些栩栩如生的法国铜像，我怀疑他们是来到人间的天使，被艺术家捉住而恢复了人形。
在好望角展厅，我了解了开采钻石的过程。一有机会，我便用手去摸正在开动着的机器，以便清楚地了解人们是怎样称金刚石的重量，怎样切削和磨光宝石的。我在淘洗槽中摸着了一块钻石，人们连声称赞，说这是在美国参展的惟一的一块真钻石。
贝尔博士陪着我们到各处参观，遇到特别稀奇的东西，他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一番。在陈列电器的大厅里，我们仔细看了电话机、留声机等一些新的发明。贝尔博士为我们讲解了金属线传递信息为什么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为什么它能从天上取火，就像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一样。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发展史展厅，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遗迹，以及惟一见证了古老历史的粗糙石器，这是还没有文字时的大自然的子孙们竖立的丰碑，当历代的帝王与圣人都归于尘土，它仍将永世长存。使我感兴趣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我对它敬而远之，没有敢用手去碰一碰它。从古代遗物上，我了解到了有关人类发展的种种知识，其中许许多多都是我以前未曾听说过，或未曾在书中读到过的。
这个时期的经历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博览会上度过的这3个星期，使我的求知兴趣发生了飞跃，从童话故事和玩具转到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而严肃的事物上。
学习之旅
1893年10月以前，我杂乱无章地自学了许多东西，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和英国的历史。我有一本法语语法书，上面的字是凸印的。我学了一些法语，常常用所学到的新词在脑子里做练习，我把这当作一种娱乐。而对于大量的规则以及一些专门性的学科则不感兴趣。那本语法书对一些词注了音，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我试着去掌握法语的发音。当然这对我来说困难是非常大的，但却使我在雨天有事可做，而且确实学会了一些语法，使我能很有兴味地读拉封丹的《寓言》、《被强迫的医生》和《阿太利》中的一些段落。
我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提高说话水平。我常常对着莎莉文小姐大声地朗读，还凭着记忆背诵我最喜欢的诗歌片断给她听，她不断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在哪儿断句，怎样转调。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中恢复过来，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上课，学习固定的课程。
当时，我和莎莉文小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休尔顿，正在威廉·韦德先生家做客。他家的邻居艾伦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拉丁语学者。于是我开始师从他学习拉丁文。我记得艾伦先生个性温和、学问广博，他教我学习拉丁语法，同时还辅导我的算术，因为算术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实在是有困难。艾伦先生和我一起阅读了坦尼森的《回忆》一书，我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用评论的眼光去读。这是我第一次学会如何了解一位作者，识别他的文风，这种感觉就像和老朋友握手一样，既亲切又温和。
起初，我不怎么愿意学拉丁语语法。每个词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还要费时间去作语法分析呢？什么名词啊、所有格啊、单数啊、阴性啊，真是繁琐死了。我想，学这些东西还不如用生物学的分类法来分析我养的那只猫。目：脊椎动物；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种：猫。具体到我那只猫，则叫塔比。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拉丁文的优美使我陶醉了。我常常念拉丁文的文章来作为消遣，根据我所认识的词去理解文章的意思。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种消遣。
我想，世界上没有比用刚刚掌握的语言表达转瞬即逝的思想与感情更幸福的事了，这就像用神奇变幻的想象，再现那划过思想天空的流星。我学习时，莎莉文小姐一直在我身边，她把艾伦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拼写在我的手掌上，还帮我预习生词。当我返回亚拉巴马州的家时，我开始运用学过的拉丁文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
走进课堂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赫马森聋哑学校上学。1894年10月，莎莉文小姐陪着我到达那里。选择这所学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我说话的能力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她懂手语。当我掌握了少量的德文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用德语交谈，没过几个月，我就几乎能全部听懂她所说的了。德语学了不到一年，我便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威廉·泰尔》这部小说。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的进步都要大得多。我感到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授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由于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所以她只好口头讲授，而要读懂她的唇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同德语比较，我的法语进展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但是仍然不如《威廉·泰尔》有趣。
我的语言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不像我和莎莉文小姐想像的那么快。我的信心很强，相信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莎莉文小姐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我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是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愚笨之外再加上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我有时为此而感到灰心丧气，但我学习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劲头十足。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古老生动的文字向我诉说着：风是怎样从天空的四面八方吹来，水蒸汽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河流是怎样在岩石间奔流，山脉是怎样拔地而起，人类又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自然。在纽约的这两年非常快乐，成为我生命中美好的一段回忆。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小姐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风景富于变化，十分迷人。我在纽约的9个月中，每一天它都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春天，我们随心所欲地漫游，在赫德森河上划船，登上绿地毯似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莱尔吟颂诗篇的地方。我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还游览了西点和塔里敦等一些地方。塔里敦是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那里的“睡谷”穿行而过。
赫马森聋哑人学校的老师们想出种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所有快乐明朗的日子都突然被巨大的悲伤所笼罩，平静的天空乌云翻滚。自从父亲去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波士顿的约翰·Ｐ·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对我的友情有多深。他是那种既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的人，他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他的慈爱和对我们艰难的学习所给予的关怀，总是让我充满信心。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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